早春图（中国画） 郭 熙（北宋）
《诗经》有诗曰：“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豳风·七月》），说的是春天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往来行人的身上，道路两旁的黄莺发出清脆的啼叫声。可见，春天是一个令人心生愉悦的喜庆时节。花朝节、上巳节等节日也都在春天，无论男女老幼，皆外出游春，又或称为踏青。在这之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一千六百余年以前在浙江绍兴的踏青活动——“兰亭修褉”，而王羲之为之纪念而作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流传后世。从“兰亭修褉”衍生而出的文人雅集活动不仅为后世所继承，而且成为艺术史中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北宋李公麟就曾绘《西园雅集图》并作《西园雅集图记》。同样诗画相通的还有唐代诗人杜甫的“三月三日天地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虢国夫人游春图》《八达游春图》等作品便是最佳印证，以诗入画，反之，诗亦如画。
不光春日的节庆通过文人墨客的诗文画笔留下了痕迹，后人通过郭熙的《早春图》同样可以一窥北宋初春时节春寒料峭之景。郭熙，字淳夫，据《宣和画谱》所载其“乃河阳温县人，为御画院艺学，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时。”郭熙一生经历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朝，而最辉煌的时期，则是在神宗熙宁年间，其时“虽年老落笔益壮如随其年貌焉”（《宣和画谱》）。作为熙宁年间十分活跃的宫廷画家，他所创作的山水画，在一段时期内深受宫廷内外的欢迎。
《早春图》是郭熙流传有序的重要存世作品之一。这幅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轴纵158.3厘米，横108.1厘米，绢本双拼成幅，水墨浅设色。画左中间部位署款“早春，壬子年郭熙画”，现“熙”字处已残损，不易辨识。署款处钤有“郭熙笔”长方朱文印。而画中所署壬子年即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此画正是郭熙晚年之作。我们也由此得以通过实物一窥郭熙晚年的山水风貌。
在《早春图》中，郭熙用他的画笔为人们创造了一片纸卷上的春山寒林。他曾经提到，在山水画的创作中，要分清四时的差别——“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林泉高致》）。我们在《早春图》中，仿佛可以看到这种澹冶的环境和“笑”的动态，正是这种环境和动态，渲染出画面宁谧而生机勃勃的氛围。而这种氛围的营造又得益于《早春图》的全景式构图，巧妙地将他所提倡的高远、平远、深远“三远”表现手法融为一体。
画面中的主体为呈“S”状盘旋的巨大山峦，与左右峰峦结合。主峰结顶一笔施以浓墨，形成上有盖、下有承、左有据、右有倚的高低起伏之势。山体多石而少土，是典型的北方大山。山峦顶部以尖头点绘制杂树、荆棘等，其间墨色深浅变幻，主次有别，使山峦得以润涤。画面中的树木都没有茂密的枝叶，而那种“有枝无干”的树木，也是郭熙画风的一个标志。至于那被描绘为蟹爪一般的树枝，更是郭熙画派的经典象征。山体坡脚处则施以卷云皴，层层交叠，体现了山石的厚重稳健之姿。山势虽在画面中部被云雾隔断，却丝毫不掩其硬气，从近山看去，山脊挺立而分明，予人坦身露体、直面苍天之感。这正是郭熙所说的“自近山而望远山”的“平远”法。值得一提的是，郭熙生于河阳温县，即今天的河南孟县。此处北依太行与山西省接壤，南临黄河与郑州、洛阳相望。因此，郭熙笔下的峰峦沟壑与枯树寒林，也明显具有华北地区的地貌与植被特征。
在《林泉高致》一书中，郭熙还提到“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画中出现的大面积水域有三处，分别在画面左上方以及下方左、右；此外还有多处泉瀑。画面下方左右两边各有一湖泊，皆有渔人停舟登岸。左边有一妇人怀抱婴儿，手牵着一个黄发垂髫的小童，妇人回首望着身后挑担的男子，而童子则似乎被前方欢脱的黑色小狗所吸引而趋步向前，一幅春游欢愉的还家场景。画面右边则是两个正准备登岸的男子，左边的男子手中拄着竹篙，抬头好似凝望着眼前的高山，这便是“自山下而仰山巅”的“高远”；右边的男子则低头摆弄渔网，船上依稀可辨鱼篓等物，春江水暖渔人先知。
在两男子上方，还有垂瀑三叠，是春来解冻的清流，源头活水，寓示勃勃生意。与画面中其他处多枯枝不同，此处树木已发出嫩芽，虽没有江南春来常见的桃柳相映，却可以从山中焕发出的袅袅春雾中嗅出一丝冬去春来的暖意，正如画面右上角乾隆题诗所言“树才发叶溪开冻，楼阁仙居最上层。不借柳桃闲点缀，春山早见气如蒸”。
画幅中的第三处水域位于画面左边的被虚化的远山与层层淡墨渲染的天空中间，随着一淙泉水缓缓流下，使得观者的目光随着流水为栈道上的行旅及樵夫的身影停伫，三人之间因前方男子的回首而产生互动。正是透过他们进山的脚步，我们“自山前而窥山后”，得到“深远”的视觉效果。纵观画面，正在活动着的共有三组9人，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人的渺小与山的伟岸。可见，在郭熙画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虽仍然强调从北宋早期就已形成的“大山堂堂”的构图模式，但更加强调画中的人文气息，他想画的是一处君子渴慕的林泉之所。
而这也正是郭熙所确信且世之笃论的“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林泉高致》）。可行、可望的背后是可游、可居，且并不仅仅是身体，更是一场心灵的旅程，对山川毓秀的描摹，内化成为一种对君子理想人格的追求与光阴往还的感叹。古往今来蕴含在上下四方的小小画绢中，使得山水成为天地，天地化为宇宙。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