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开启的新浪当代艺术年度人物评选的视角又有了变化。这次新浪当代艺术频道把视角扫描到明星艺术家身上，试图捕捉中国当代艺术明星群体近些年的创作流变。在创作理念变化最为显著的是祁志龙。祁志龙是艺术明星的一个“另类”，他处于主流艺术之内，但是又总能超越主流，而寻找更大的突破。沉浸了数年，一场爆发突然在年末发生，祁志龙带来新的力作《母与子》、《基督之困》等都是他的变革之作。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诸多著名批评家都深刻地点评过祁志龙的作品，新浪当代艺术频道盘点了祁志龙的艺术观，以期读者在祁志龙自省般的自述中零距离深度了解祁志龙，了解他创作观念变化的原因。
“其实我需要的只是美，我与她，男性与女性，不可救药的梦想，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祁志龙
我1990年代初画的“消费形象”，完全是我从理论上得出的认识，然后把它运用在创作当中，1995年后我做的东西，开始进入我的个人爱好里，把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结合到当代艺术创作里去，所以后来的作品更接近于我的个人气质。——摘自栗宪庭、祁志龙对话录
“没有说法我画不了画，找不到说法，画就不明确。”——摘自《艺术财经》
“我的中国姑娘是好卖的形象，但要看好卖怎么理解，是什么标准？我认为主要还在于作品传达的价值和质量，除了技术之外，和它的人文质量有很大关系，也跟作品产生的时代情况有关系。比如说，现在创作的政治符号形象就少有人文质量，或许就仅仅因为好卖。我不再画政治符号，这一点上我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性存在。从学术的层面讲，我的消费形象就是对政治符号形象的终结。”——摘自《上海证券报》
“《中国美丽》创作的灵感源泉其实是来源于网络，在上网的时候看到铺天盖地的MM照片。我却觉得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美的东西。我想去寻找一种形而上的真正的美的东西，觉得这种网络美女其实是一种形而下的非本真的美。相对当今很多艺术家对当下摩登女郎、非主流美女的直接呈现。我想我只是自我选择的去表述自己心中的一种高级的真性情的美的东西。或许这只是我的反其道而行之。”——摘自《时装男士》访谈
“二十年前，我把女性形象赋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消费特征，但那时消费主义还没有到来，所以看起来像是一种批判与期许的混合体。十五年前一切似乎开始含混不清，变得羞羞答答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需要的，只是美。我与她，男性与女性，不可救药的梦想，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还能说什么呢……”——99艺术网
“我画《中国女孩》的时候，在我内心来说，或者就我认为的整个社会来说，虽然是搞市场经济，但在我们的骨子里，从人文的角度讲，从政治的角度讲，都还有过去的影子，而且这种影子现在看出来了，不断地被放大。这种放大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所谓的主动性的放大，一方面是被动性的放大，所谓被动性的放大，就像周孝正教授说的，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而放大它，放大的原因是他认为它是；主动性的放大就是，就是蓄意地放大，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拿来使这个社会稳定在他的一个框架之内。我觉得我的作品到现在还是有这个价值。”——《2011年当代艺术观察》白皮书访谈录
“当代艺术应该与现实的文化和文明发生关联，这是它与传统艺术不同的地方。就我个人来说，我被定义为一个当代艺术家，而且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相较于中国画传统的思维模式，我相信我是很当代的。我有自己成功的模式，也有人说你保持那样就好。但我自己的思想也在变化中，已经不是过去的思维模式了，如果还去迎合某种商业的需求，这不符合个人的良心。”——摘自《周末艺术》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