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这两天，故宫直播“云游”火上热搜，也将很多人的关注视线牵引至今年迎来600岁生日的这座宫殿。
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所在，也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六百年前，恢弘的紫禁城是怎样建起来的？让我们听听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祝勇的讲述。
在没有起重机、没有塔吊的明代，短时间内建成紫禁城，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古人早就在建筑中使用了标准化结构，比如廊、柱、斗拱、台基，都可提前做好预制件，到现场组装。建筑就像家具，榫卯相合，天衣无缝
关于北京紫禁城的始建时间，史料中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和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两种记载。实际上，永乐五年和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紫禁城营建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密议”阶段，那时大明王朝建立还不到四十年，就已经营建了凤阳、南京两座皇城，朱棣一上台就营建第三座，如此密集的浩大工程，必将受到朝臣们的反对，因此，他纵然贵为皇帝，也只能曲线救国。诏书说“建北京宫殿”，并没有说是建紫禁城，也可以理解为对元故宫（也就是从前的燕王府）修修补补，作为他北狩的驻跸之所。而元朝的琼楼金阙，无疑又为北京紫禁城的营建意图提供了最佳的隐蔽手段，使大规模的采料行动和最初的营建得以瞒天过海。
根据故宫博物院前辈单士元先生的考证，元朝的故宫，是在永乐十三到十四年（公元1415-1416年）之间被拆除的。这个时间点，刚好在第二个阶段——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建设全面开工以前。
朱棣始终没有舍得拆掉自己住过的燕王府。为了保存燕王府，新宫殿只能整体横移。由于燕王府西侧为太液池，西移已无空间，于是，新宫殿的中轴线因而只能向东推移了一千多米，在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位置上，尘埃落定。
从永乐十五年算起，紫禁城的建造，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即使从永乐五年算起，也只有十三年左右。更何况北京紫禁城，是明朝初建的半个多世纪里，继凤阳、南京之后建造的第三座皇宫了。如此众多的宫殿，有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建成吗，尤其在没有起重机、没有塔吊的明代？
与西方古建筑偏爱石材相比，中国古人更偏爱木构建筑。不同于民居的就地取材，紫禁城所需木材，大多生长在南方的深山里，伐木工把它们砍伐下来，“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从扬州入大运河，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三十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诏书下达后，工部尚书宋礼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湖南两广辽阔的深山密林，还要造船和疏浚水道，再回来，已是13年后。
中国古人早就在建筑中使用了标准化结构，比如廊、柱、斗拱、台基，都可提前做好预制件，到现场组装。建筑就像家具，榫卯相合，天衣无缝。所以，木作又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负责建筑结构，小木作负责装修和家具。室内与室外、居住与生活，在木质的香气中浑然一体。北京五大厂，即崇文门外的神木厂、朝阳门外的大木厂、顺治门外东边的琉璃厂、顺治门外南边的黑窑厂、城内的台基厂，都是生产和存放预制建筑材料的加工厂。
比如斗拱，作用是分解大屋顶的压力，同时具有美观功能，为了方便制造和施工，式样已趋于统一，尺寸也走向规范化，甚至成了衡量其他建筑构件的基本单位，将拱的断面尺寸定为一“材”，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材分制度。“材”，成了衡量柱、梁、枋等构件的基准量词，进而可以推算出宫殿房屋的高度、出檐的深浅等数字。这种材分制度业已形成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的“模数制”。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营造，是唯一将模数彻底实践出来的建筑系统。在唐代已见端倪，在宋代已经成熟。很难想象，一座房子，一套家具，一组屏风，一张画轴，一个窗，说玄一点，包括透过窗牖所见的院子风景，都和模数有关。”而紫禁城，又是整座北京城的模数。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通过小小的模数控制了空间，进而控制了时间。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紫禁城的营建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次壮举。所有的工匠，在联袂完成影响未来六百年历史的经典之作。其中主要有八个专业团队，分别是：瓦作、木作、石作、土作、油作、搭材作、彩画作、裱糊作，共称“八作”。
单士元先生说：“当时参与施工的各工种技师，有人估计为10万，辅助工为100万，亦无各工同时并举、流水作业之可能。故宫上万间木结构房屋所用木材共有若干立方米……原来从深山伐下的荒料大树，经过人工大锯，去其表皮成为圆木，或再由圆木变成方材，柱、梁、檩、枋均刻榫卯，尺七方砖、城砖等均要砍磨。今日维修古建工具已新异，每日一人亦只能砍磨成10块，从数万到数千万治砖过程，亦非短时间能完成。”
自永乐五年至永乐十五年这十年间，宫殿的地下工程已悄然进行，构成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三大殿的三层石台基，面积25000平方米，基高7.12米（不包括栏板高度），更托起如此重量的建筑，地基的深度也在7米左右。仅这一处，开挖的总土方量，也应在20万方左右，而整座紫禁城地基最深的地方，达到16-17米。故宫的考古实勘证实，整座紫禁城是建筑在一个完整的人工地基垫层上，这些地基垫层分片构筑，又彼此连接。更不用说在这地基之上，还有纵横交错、条理分明的排水系统，使整片建筑足以抵拒所有的暴风骤雨。
从元故宫大内到明紫禁城，地基的位置发生了偏移，建筑规格却基本一致，比如元大内东西宽744米，南北长953米，明紫禁城东西宽753米，南北长961米，宽度和长度，分别只多了9米和8米，在这浩大的宫殿里，几近于零。元代宫殿的面阔、进深、高度，也都与明代相合，这一方面得益于工部郎中萧洵所著《故宫遗录》、尚书张允测绘的《北平宫室图》，留下了元大内的一手史料。
建筑形式上，明紫禁城与元大内更是如出一辙。从元大内崇天门与明代午门、宫城四隅的角楼，三台之上建的正殿，都可以找到惊人的对应关系。明紫禁城，几乎就是元大内的翻版。那个消失的元故宫，依然活在明代紫禁城里。甚至明紫禁城的许多构件，都直接用拆下来的元故宫构件。因此，那些消失的建筑，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另一个身体里。
这座城，是对中国古人哲学观的视觉体现，体现着古老的辩证法思想
中轴对称的礼制格局，阴阳互补的神秘力量，还有五行思想的加持，让紫禁城不仅涵盖天地之间的秩序与信仰，而且代表着一种既稳定又鲜活的力量
六百年前（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朱棣的身影出现在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太和殿）上。那应当是紫禁城落成后的第一次朝会。我没有查到之前的文献，对此我不敢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眼前，文武群臣已按照木牌（清代改为铜铸品级山）标定的位置，按文东武西的顺序排成十八班，又匍匐成黑压压的一片向他朝贺。那一年，他已六十二岁。
我不知那一天朱棣是否曾抬头看天。天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屋顶，罩在紫禁城之上，是建筑之上的建筑--其实整个宇宙，都是一座设计精美、结构严密的建筑，大地上的山川也是建筑，疏密有致，大气磅礴。在他看来，他今天能够站立在奉天殿的中央，体验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王者荣耀，并不是因为他的强悍（所谓的“霸道”），而是因为他顺应了天意。他用“奉天”来命名紫禁城前朝正殿，就是为了彰显他的王朝“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性质。
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从天开始的。
在殷商之际，中国人就发现天空中的星群在有规律地转动，但在所有转动的星群中，有一颗星是永恒不动的，那颗永恒之星就是北极星，“三垣”中的紫禁垣，居于北天的中央，由十五颗星组成，而居于紫微垣十五星中央的，就是北极星。因此北极星被看作整个宇宙的主宰者，传说中的天帝，就居住在那颗星上。
北京紫禁城，是依托上天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在朱棣眼里，它是人世间的紫微星垣，是整个天下的中心。在朱棣的北京城，从钟鼓楼到永定门，一根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穿城而过，成为城市和宫殿的轴心，更是全天下的中心。
我们来看看紫禁城的建筑吧，这座城，就是对中国古人哲学观的视觉体现。人们似乎把太多的注意力聚焦在紫禁城中轴线上，因为中轴线上，矗立着紫禁城最重要的建筑，体现着北极星一般独一无二的权力意志，因此，在皇权时代，只有皇帝能够出现在中轴线上，因为这条线，确立了他的天子地位，使他有权行使来自上天的权力。
但人们很少在意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它们却如天地、日月，代表着事物的对立与统一，紫禁城的建筑中，体现着古老的辩证法思想。这些建筑包括：
奉天门（太和门）广场两侧：左顺门（协和门）和右顺门（熙和门）、内阁公署和侍卫值宿处等；
奉天殿（太和殿）广场两侧：文楼（后称体仁阁）和武楼（后称弘义阁）、左翼门和右翼门等；
犹如一架天平，由两臂分担着重量，不偏不倚，不差分毫。
我们平时忽略了这些建筑的美，我们总是关注那些宏大的事物，而忘记了许多宏大的事物都是由看上去寻常的事物衬托的。假如说紫禁城的宫殿就像大地上排布的起起伏伏的山峰，太和殿就是海拔最高的一座，在天穹下，稳稳地屹立在那里，反射着金质的光芒。不论是谁，走到太和殿前，心底都会升起一种敬畏感，其实太和殿的绝对高度并不高，只有三十五米，大致相当于十二层楼的高度。尽管中国传统建筑以木为材料，树木的高度，决定了建筑高度的极限，但紫禁城的天际线，以及整座建筑营造出的氛围，却让太和殿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感。这与它大台基的设计有关，更离不开周围建筑的烘托。
文楼（后称体仁阁）和武楼（后称弘义阁），这两座九楹的重楼，在太和殿的两庑铺展着，看上去那么端庄秀美，尤其文楼（后称体仁阁），在明代贮存过《永乐大典》，清康熙年间进行过博学鸿词科考试，更让它显出几分隽秀。文楼、武楼，以及中轴线两翼的其他建筑，除了分担各自的实用功能之外，它们美学上的功能，就是展现起伏错落的节奏之美。它们分别以两层楼阁的形式，与单层的奉天殿形成对比，丰富了大广场的建筑语汇；它们左右相对，沉沉地压在奉天殿广场的两侧，对巨大空间起到平衡作用，更使宏大的中央大殿不显孤独和突兀；在高度上，又比奉天殿低11.25米，只相当于奉天殿高度的68%（接近黄金分割的数值），从而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奉天殿的高大。总之，以自身的收敛与含蓄，突出奉天门（太和门）、奉天殿（太和殿）这些中轴线建筑无法企及的壮美气势，犹如儒雅的文臣与俊美的武将，共同拱卫着当朝的天子。
然而，这些建筑更深的含意在于，由它组成的紫禁城东西半区，代表着阴与阳的互生互补（东为阳，西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天为阳，地为阴；文为阳，武为阴）。东汉班固在《两都赋》里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中轴线上的建筑无论多么壮丽，只凭这些建筑建不成紫禁城，浩大的紫禁城，依托于中轴线，而完成于它的两翼，就像一只大鸟，有了两只翅膀，才能飞入云端。
假如说奉天殿代表着上天的意志，是“阳中之阳”，那么中轴线两边的对称建筑就代表着天与地、阴与阳的调和与互补。在奉天门的东庑和西庑各有一座门，左边是左顺门，嘉靖时改为会极门，清代改为协和门，一直叫到今天，右边是右顺门，嘉靖时改为归极门，清代改为熙和门。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中的左右，一律面南而论，其实左就是东，右就是西，比如紫禁城外的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北京城外城的左安门和右安门，都是如此。左顺门和右顺门均为五间，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出左顺门往东，是文华殿宫区和内阁办公地，穿过右顺门向西，可达武英殿。每当早朝之后，皇帝经常会到左顺门或者右顺门，与一二重臣继续商讨政事，或许，在那里，讨论可以更加平和、“平等”地展开。
实际上，华丽的宫殿，就是一个巨大的田字格。田字格就是一个中轴对称结构，中间那一条竖线是一条纵轴，把紫禁城分成东、西两部分，那一条横线是一条横轴，把紫禁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南是外朝（outer court），北 是内 廷（inner court）。外朝的建筑一律称“殿”，内廷的建筑一律称“宫”。外朝与内廷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广场--保和殿与乾清门之间一条窄长的横街，它同样以“天”命名，叫“天街”。
中轴对称的礼制格局，阴阳互补的神秘力量，还有五行思想的加持（紫禁城分西、东、北、南、中“五方”，内金水桥象征仁、义、礼、智、信“五德”，皆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对应），让一座紫禁城，不仅涵盖了天地之间的秩序与信仰，而且代表着一种既稳定又鲜活的力量。紫禁城，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座顺天应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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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紫禁城的四个时期
◆永乐开创时期
这个时期整个工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备料，营建西宫；后一阶段是正式营建北京城、皇城和紫禁城，工程量最为浩大。北京紫禁城以南京宫殿为蓝图，且在取得营建凤阳、南京两处宫殿的经验后进行施工，因而在规模、气派及工艺上虽逊于中都，但要比南京宏敞，而在布局上则比中都、南京更为完整。
紫禁城宫殿南北分为前朝和大内，东西分为三路纵列，中宫和东西六宫，形成众星拱月的布局。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朝皇宫的沿袭和集大成，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营建法式。今天看到的紫禁城故宫基本上是永乐时期所奠定的基础。
◆正统完成时期
这个时期包括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天顺是正统的复辟，都是朱祁镇做皇帝。景泰七年是他弟弟朱祁钰当政。这一时期是明代开国后初步稳定和兴盛时期，国家的财力、物力较前有所丰裕。北京城建中如各城门的瓮城，天、地、日、月等坛，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完成的，皇宫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史书记载说，（明北京都城和皇宫）始建于永乐年，而于正统朝完成。
这一时期朱祁镇把营建重点放在御苑方面。前期修建了玉熙宫、大光明殿，后期则重建了南内（在今南河沿、南池子一带），而南内在嘉靖、万历两朝拆建改建工程频繁。
◆嘉靖扩建时期
嘉靖朝是盛明时期，嘉靖皇帝在位达四十五年之久。这一时期商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在北京前三门外已形成繁盛的商业区，京都人口越来越稠密。由于治安上的需要，嘉靖二十三年（1544）加筑外罗城，由于工程浩大只筑成“包京城南面，转抱东、西角楼”。周围二十八里，共七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宁门（清代改广安门）以及东便门、西便门。并在景山西建一座大高玄殿。
◆明末衰落时期
从万历朝到明亡，经嘉（靖）、隆（庆）、万（历），盛世而衰的迹象越加明显。明政府仍然进行无穷尽的横征暴敛，却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兴建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殿又发生了一次火灾，万历四十三年（1615）才开始兴建，直到天启七年（1627）才完成。万历、天启重建的三大殿体量较永乐初建时似偏低，与三台高度有不协调之感，从现存的明初旧构太庙殿与三台的比例一望可知，这或是万历、天启时人力、物力不济所致。巨大木材不易得是其关键，再一个可能是清代康熙初年兴建太和殿，营建成现在的体量，从此更是每况愈下，只能进行小规模的维修了。像主要建筑——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在万历七年倒坍之后，再也无力重建了（现在的白塔是清顺治朝所建）。嘉靖所建的西宫也已荒芜，有的殿堂倒坍后只余房基。又如西宫的大光明殿和南内的延禧宫烧毁后也再没有重建，甚至南内飞虹桥石栏已坏，虽经补刻也终不及原来之精巧。
节选自《从紫禁城到故宫：营建、艺术、史事》，单士元 著，北京出版社
作者：祝勇，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