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ody Delistraty，编译/吴梦倩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一个有着极强破坏力量的画家，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怪诞的、充满痉挛和恐怖的人物形象。那些隐抑着的呐喊，展露了人类的痛苦挣扎与无助……
近期，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关于弗朗西斯·培根的展览，展示艾略特、康拉德和埃斯库罗斯等文学人物如何塑造了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
如果“优秀的艺术家是借，伟大的艺术家是偷”，那么弗朗西斯·培根就是一个特别精明的小偷。从迭戈·韦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 ）的黑暗天主教形象到毕加索支离破碎的视角，影响他的艺术家列表长达一英里。
但是，文学对培根艺术的影响也许比任何绘画艺术都大。他从别人的悲剧、思想和小说中发迹。
弗朗西斯·培根在巴黎，1984年
“我称它们为我的想象素材，”1991年，他在最后一次采访中对法国摄影师弗朗西斯·贾科贝蒂（Francis Giacobetti）说。他指的是他收藏的大量书籍和照片。“我需要形象化的东西，把我引向另一种形式。那些引导我走向其他形式或主题的事物、细节、图像，它们影响我的神经系统，改变基本的想法。”
“培根：书籍和绘画”是巴黎蓬皮杜中心于9月举办的一个新展览，展出约60幅培根的画作，研究文学是如何影响他的作品的。展览将展至2020年1月20日。
展览策展人迪迪埃·奥特格（Didier Ottinger）说，“我有一种感觉，把这些书放在一起，就能让人真正了解培根的作品。我希望大家能发觉，’哇，这个人不是用书在做装饰。’”
培根作品（局部）（1970）
培根在伦敦的工作室里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书架和地板上都散落着书籍。自1992年他去世以来，书籍中的约1300册现在属于都柏林三一学院。
培根阅读、标记并经常记忆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让·拉辛、巴尔扎克、尼采、乔治·巴塔耶、弗洛伊德、T.S。艾略特、约瑟夫·康拉德、普鲁斯特和其他人的作品。1966年，在接受英国艺术评论家大卫·西尔维斯特的采访时，这位画家说，他“用心”认识其中一些人。
培根的朋友兼传记作家迈克尔·佩皮亚特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就像他对米开朗基罗和韦拉斯开兹等伟大艺术家的品味一样，培根的文学偶像也往往是他艺术上的纪念碑。”
1963年与培根成为好友的佩皮亚特（Peppiatt）补充说，培根最喜欢的一些作品——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艾略特的《四重奏》和康拉德的《黑暗之心》——是“文学的孤立高峰，而培根也是他自己那种孤立的高峰”。
他所喜爱的作家之间有一条共同的纽带是，他们反对当时的价值观，反对教条，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它们不会被强制执行。培根亦是如此。
《研究公牛（1991）》，创作于培根去世的前一年
对这位艺术家来说，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早期生活被从众所扼杀。培根1909年出生在都柏林的一个豪华家庭：他的父亲安东尼·爱德华是一名军事上尉，他的母亲克里斯蒂娜是煤和钢铁产业的继承人。
培根的家庭关系紧张，尤其是他的父亲，他发现十几岁的培根好几次穿着女装。1926年，培根与家人关系恶化，离家出走，两年后在伦敦定居。他的同性恋以及后来的无神论使他一生与其保守的家庭不和。他几乎一直在寻找一个父亲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妓女和情人，并经常陷入虐待关系。
书籍成为画家创造自己新形象的一种方式，并在他缺乏指引的地方找到了方向。
“他非常喜欢赤裸裸的悲剧故事，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悲剧故事，”佩皮亚特说。“他在寻找其他也往下看黑暗的人。”
《乔治·戴尔镜中的画像（1968年）》，作品展示了弗朗西斯·培根的情人，他于1971年因药物和酒精过量而死亡
巴塔耶的作品为培根的性取向打开了大门；尼采给了他一条不依靠宗教信仰而通往存在意义的道路；埃斯库罗斯给培根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方式来想象他自己的个人悲剧，其中包括他约8年的伴侣乔治·戴尔死于吸毒和酗酒过量。
特别是埃斯库罗斯，在培根的生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培根相信，没有哪个作家能像他那样捕捉到悲剧。1985年，培根在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时说，这位希腊剧作家的一句话“人血的恶臭向我微笑”让他想起了“最激动人心的画面”。
此次在蓬皮杜展出的培根于1988年绘制的《1944年三联画第二版（Second Version of Triptych 1944）》，画面由无实体的嘴和几副残忍的牙齿组成。结合了培根对埃斯库罗斯暴力措辞的喜爱，以及巴塔耶作品中对性的坦率。策展人奥特格说，这幅画就像展览中的许多作品一样，是对培根个人内心恶魔的间接调查： 在这个例子中，是他的性取向和戴尔的死亡。
由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启发的三联画（1981），画作对希腊悲剧的暴力描写
培根有时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文学灵感，比如1981年的《灵感来源于埃斯库罗斯书籍“俄瑞斯忒利亚”的三联画》（Triplych inspired by the Oresteia of Aeschylus），它描绘了一场分为三部分的悲剧，有残缺不全的尸体、剥落的后背，以及一具似乎把一头母鹿的头放在盘子里的尸体。
在其他时候，培根对所受到的影响表现得更为微妙。
奥特格说，在1988年的《人体与肖像研究》（Study from the Human Body and Portrait）中，培根从艾略特《荒原》中丰富的诗歌片段获得灵感，用气溶胶颜料和字体干转印创作了一幅多层次的画作。他说，这反映了史诗“支离破碎的结构，以及语言和多个故事的拼贴”。
由T·S·艾略特的《斯威尼·阿冈尼司帝斯》（Sweeney Agonistes）启发而完成的三联画
专门研究培根的艺术历史学家凯瑟琳·豪伊（Catherine Howe）在采访中说，“培根对这种打破现代主义规则的行为很感兴趣，也就是人们如何通过改变画作来传达一种感觉。他经常引用瓦莱里的话，说’我在传达相关的感觉，而不只是无聊的表达’，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绕过叙事的概念。”
这意味着，有时这位艺术家对文学的引用基本上是难以理解的，比如1967年的《三联画》（tritych），灵感来自T·S·艾略特的《斯威尼·阿冈尼司帝斯》（Sweeney Agonistes）。在这幅由三部分组成的画作中的的两幅内，情侣们在绿色的地毯上嬉戏，而中央部分，一具动物尸体靠在一扇窗户上。这是色情和令人不安的，但这与艾略特未完成的诗剧有什么关系还很难说。
《纪念乔治·戴尔》，1971年的三联画局部
“他不喜欢对自己作品的单一解读，”豪伊女士表示，“所以我不认为培根会想要一个直接的文本比较。更重要的是它给他留下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完全是个人的。”
佩皮亚特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帮助培根在巴黎找到了一套公寓，当时佩皮亚特是一名艺术作家和编辑。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又长又累的午餐，佩皮亚特还记得这位艺术家在家里待了几个小时，翻看成堆的照片、杂志、书籍，“任何旧东西，”他说。
他说，大约在那个时候，培根把自己描述成“像一台研磨机器：所有东西都进去，然后被磨得很细腻。”培根对生活的看法很悲观，他最喜欢的书籍和诗歌证实了这一点。佩皮亚特补充道，培根热爱文学给他带来的东西，即“我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发明自己的目的，再发明自己的动力和目标。然后，突然，我们走了。”
展览将展至2020年1月2日。
（本文作者系《纽约时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