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杰
原标题：《五马图》卷流失日本考
1959年，我国曾举办过纪念历史上十大画家活动，北宋李公麟（字伯时）即位列其中。李公麟在绘画史上的地位之高毋庸赘述，尤其是那堪称一绝的白描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仅就其《五马图》卷而言，看似简约的白描勾画，但线条粗细、墨色浓淡均恰如其分，马与人物比例精当，形象生动，甚至能让人感觉出马的肥瘦、光泽及性情。如果要选定我国十件传世名画，这幅画卷极有可能名列其中。只是这件稀世之宝1930年流入日本，后又传毁于“二战”战火。谁知就在去年岁末，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公布，将于“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1月16-2月24日）上，展出这件消失已久的名作，令世人大为惊喜。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海报
紫禁城内的《五马图》
《五马图》为纸本白描淡彩卷轴，分五段，每段画一匹骏马及一名牵引奚官，高约九寸，长约七尺一寸。本身虽无作者署款和印记，但被认为是传世中最为可信的李公麟真迹，主要证据是上有黄庭坚的题记和题跋。因为黄庭坚不仅是作者同时代人，而且还是其好友。从黄庭坚所题马之名称、年岁、尺寸等信息可知，这五匹由西域进献给北宋朝廷的名马，前四匹分别是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和照夜白，最后一匹缺失题记，但据拖尾宋代曾纡题识，后人多认为是名马“满川花”。乾隆帝题识，也有类似暗示。不过，日本美术史学者泷精一和铃木敬等均认为最后这匹马并非李公麟真迹，而是后人补画。
卷末黄庭坚题跋谓：
余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叹息伯时久当在台阁，仅为喜画所累。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暂热之声名，傥来之轩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马驵骏，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瞿昙所谓识鞭影者也。
这段题跋不仅为鉴定李公麟真迹提供了可靠证据，而且也为这一画卷增添了无上荣光和价值，因为世间再也难寻有宋四大书家题跋的画迹。
《五马图》复制品
《五马图》曾见于诸多著录，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明汪珂玉《珊瑚网》、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以及《石渠宝笈重编》等。由此可知，此画卷南宋时尚归内府收藏；元、明及清初时期，经柯九思、张霆发、宋荦等诸家递藏；乾隆年间转入清宫，上有乾隆帝多处收藏印记，是流传有序的赫赫名迹。不过，明代曾有数幅摹本。
笔者最早得知《五马图》传世，还是源于三十年前通读《芥川龙之介全集》。从其中“李龙眠、五马图、黄鲁道（直）题”（第12卷）等零星记述，再结合芥川1921年春夏游华的经纬，得知他曾在北京目睹包括《五马图》卷在内的多幅清内府藏画，地点应是溥仪帝师陈宝琛府邸。
遗憾的是，这位“鬼才”作家并没有对此详加记述，更没有纳入其创作题材。倘若像其创作《秋山图》小说那样，随便什么形式，把《五马图》诉诸笔端，以其文名及影响力，改变这一至宝的命运也未可知。
后来翻阅杨仁恺先生著作，才得知这幅画卷早已流失日本，且有名为焚毁而实则尚存人间之暗示。
“《五马图》真迹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密庋藏起来，过去有影印本可资稽考，据日本学者岛田修二郎先生见告，他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见到真迹，为京都大学某法学教授所藏，战后宣称已被炸毁，从此李氏真笔渺若黄鹤，无处问津。根据日方人士推测，某教授为法律界名宿，深通法理，既声明原作已损，即使一直安然无恙，也只能沉默到底，对之不无遗憾。”（《国宝沉浮录》）
既然如此，对当时笔者来说，这幅画也只能作为一个悬念搁置起来。后笔者来日本工作，在翻阅大村西崖著述及《国华》杂志时，又偶遇《五马图》相关信息，尤其是从1922年度《国华》杂志上，看到中川忠顺《李龙眠与白描体——关于所附五马图卷》一文及图片后，重又唤起对此图卷的好奇心。管见所及，这篇长文及所附图版成为《五马图》在近代广为人知的最早文献。即使在中国，当时尚无复制品，除陈宝琛及周边亲近人士以外，能亲眼目睹《五马图》卷者，恐亦是寥寥无几。作者中川忠顺时任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讲师，其与雕塑家新海竹太郎于1921年初夏经朝鲜来华游历，主要目的是考察云冈石窟。在北京期间，中川有幸在陈宝琛家观赏到《五马图》真迹，而且将拍摄照片带回日本。从时间上看，中川两人与芥川龙之介滞留北京时间基本重合，都是1921年5、6月间，而且获观《五马图》处也都不出陈宝琛府邸，说明这幅内府藏画当时正好被陈宝琛借回家中，遗憾的是，他们二人都没有留下拜访陈宝琛的具体记录。
《国华》杂志所载中川忠顺文章
稍后，即1921年11月至翌年1月，大村西崖初次赴华考察，在北京陈宝琛家饱览了众多内府藏画，其中就包括《五马图》卷，而且还带专业摄影师拍摄下来。相关情况，大村西崖在《中国游历谈》讲演（《东京美术学校校友会月报》第20卷7号）中曾有涉及。大村将《中国美术史》《密教发达志》等自著以及日本制雁皮纸作为礼物赠送给陈宝琛，并托其将同样礼品献给清逊帝溥仪，以求观览并摄制内府藏画。后陈宝琛传溥仪话说：
“对方本着研究目的远道而来，尽可能让其多浏览或拍摄宫中之物。不过，在宫中很麻烦，就拿到你家去给他看吧。”（同上月报）
因此，大村讲陈宝琛多次把宫中宝物借到家里来，让他观览并拍摄，总共拍下八、九十张。若对照近年整理出版的《西崖中国旅行日记》（以下简称《西崖日记》），当时的情形则更为清楚。如1921年11月17日日记：
伴栗原及写真师岩田、平田至陈弢菴。太保出迎，出御府及自家藏品，（令）自由摄影。
当天陈宝琛家，《宋徽宗临古长卷》《唐宋元画册》等从未寓目的内府秘藏古画琳琅满目，令大村应接不暇。因数量较大，一天未能全部摄制下来，又约定21日再次拍摄。其后，大村为寻访并拍摄京城其他藏家书画，又南下天津，忙得不亦乐乎。12月8日日记记载：
此日陈太保亲戚刘骧业来访，予不在寓，栗原代而应接。骧业请予以画扇。
大村为其作画后，于10日一早，“访刘骧业于宣武门外烂缦胡同十八号，交付所嘱扇面，托请陈太保再借内府宝绘，以刘氏为陈之通家也。”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陈之通家”刘骧业即陈宝琛外甥，福建盐运使兼海关监督刘鸿寿之子，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于政府财政部任职。这位刘骧业正是后来将《五马图》卷带往日本，并售于日本实业家的当事人。
11日，大村又去访刘骧业，再次托其斡旋内府藏画借出之事。后得到刘骧业确切回音后，14日日记记载：
午后一时赴陈弢菴招宴。……此日弢菴又为予借内府宝绘来观之。刘骧业来会，斡旋太力。
日记中还详细记载着当天所拍摄的诸多名画，其中就有“李伯时五马图卷、纸本淡采（彩）、七枚、高九寸、长七尺一寸四分”。（以上均出自《西崖日记》）另外还有《梁楷右军书扇图卷》《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卷》《恽南田仿古山水册》等。大村西崖对尽力斡旋的刘骧业也大为赞赏，故有“斡旋太力”之语。第二天，大村又派人至陈宝琛家，继续拍摄前日未了的部分。
以上可知，1921年这一时间段，除芥川龙之介和中川忠顺之外，至少还有大村西崖在陈宝琛家亲眼目睹过《五马图》卷。大村还对此作了具体记录和拍摄，而作为陈宝琛外甥的刘骧业不仅为此竭力周旋，同时也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陈宝琛（图片来自香港文通书店版《我的前半生》）
大村西崖归国后，即着手整理在华所获文献资料，尤其是于京津等地拍摄的七百余张中国古名画，将照片贴在整理用纸上，并标注说明文字，首先于1922年2月17、18两日在东京美术学校展览，后又在大阪、金泽等地讲演时展出。当然，其中就有李公麟《五马图》卷。而且，就笔者目前所知，大村西崖也是最早将《五马图》卷及其所藏信息编入美术史的学者。其早在1925年编刊的《东洋美术史》中，在简要概述李公麟生平业绩后，就明确指出：鞍马人物之白描实为古今独步之神品。其遗作五马图卷乾隆以来至今尚存于清室内府。（《东洋美术史》，图本丛刊会，1925年）另外，作为教学参考，大村还计划另行出版一册包括《五马图》在内的图录，但他不幸于1927年初病逝。后根据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的建议，由同事田边孝次将原计划中的图录拆散，将照片分别插入本文中，扩充为上下两卷出版，下卷第257页即有李公麟《五马图》插图。可以说，大村西崖与前述中川忠顺一道，为在日普及和提高李公麟绘画艺术，尤其是扩大其《五马图》之影响做出了贡献。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为这幅画卷最终流失日本埋下了伏笔。
另外，大村西崖1923年4月第二次游华，在北京与金绍城见面时，特地“赠金以李伯时五马图卷册页一本，又托金赠一本于陈太傅”。（《西崖日记》）这是为兑现第一次来华托陈宝琛借出内府藏画摄影时的承诺。
《五马图》流入日本
大村西崖在陈宝琛家观赏并拍摄的内府藏画及其记录，为我们调查和了解清宫流失书画提供了重要线索。《五马图》卷只是其中一例。从以上内府秘藏名画随意借出宫外的事实，不难窥知当时宫中文物在保管上的混乱状况。查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其中《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帐》中，仅“辛酉十月十八日陈大人借去”一项，就有包括“李公麟五马图手卷”在内的十四种书画。“辛酉十月十八日”正好是公历1921年11月17日，也就是上述大村西崖带领专业摄影师去陈宝琛家拍摄的日子。结合同为清宫留下的《外借字画浮记簿》可知，早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就有包括《五马图》《徽宗临古》《燕文贵秋山萧寺》等在内的宫中藏画被多次借出宫外，主要借主就是陈宝琛，而且当时宫内出借手续及记载过于粗略马虎，也不排除借出不入账甚或不归还的情况，加上目前所见之清室遗留书画目录等并非完整，故具体情况已无从稽考。不过，这幅《五马图》最终还是留下收回记录，即辛酉“十二月初四日收回”（即公历1922年1月1日，《外借字画浮记簿》）。
那么，这幅画卷是怎么流出宫外的呢？查《赏溥杰书画单》，宣统十四年（1922）“十一月初七赏溥杰”栏内，“李公麟五马图”赫然在列。也就是说，该画卷在收回后还不满一年，就以“赏溥杰”名目被转移出来。而且就在十一月初七（12月24日）这一天，竟有25件名画下赐溥杰。溥仪就是以这种巧妙的“赏赐”方式，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内，将一千余件唐宋元明清五朝贵重字画转移到宫外，从而导致国宝散逸，至堪痛惜。
后来这些被巧妙转移出来的书画等文物，由溥杰、溥佳等通过各种关系偷偷运往天津租界。故1924年溥仪出宫暂避日本使馆后，又悄悄潜入天津租界，从此过起多年还算体面的“小朝廷”生活。当然，为支付庞大开销，部分被转运过来的书画等文物也成了变卖对象。《五马图》就是溥仪居天津期间流失出去的书画名品之一。
天津张园时代的溥仪及其祝寿者（图片来自香港文通书店版《我的前半生》）
这幅名画流失到日本，简单地讲，主要跟溥仪、陈宝琛、刘骧业三人有关，契机则是1928年秋冬之际于东京举办的“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三名主要涉事者中，溥仪作为清宫古物占有者，拥有绝对权利，但从当时情况判断，书画等不可能直接一一经手。作为溥仪师傅，同时又精于书画鉴赏、熟知清室书画的陈宝琛幕后运作的可能性最大，最后亲手将《五马图》带到日本出手的则是刘骧业。下面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等资料，从这次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入手，追寻《五马图》卷流入日本的流失轨迹。
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是由日方策划、中日两国名士参与的大型展览会，时间是1928年11月24日至12月20日，会场设在东京府美术馆和东京帝室博物馆。中日两国共提供唐宋元明及部分清代绘画展品600余件，其中来自中国320余件，日本约290件。说起来，这次展览会的缘起与此前多次成功举办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以下简称“联展”）有关，甚至可以说是“联展”筹办过程中的副产品。
面对西方艺术浪潮冲击，为推动东方传统画艺的继承和发展，促进两国画家交流，1910年代末，当时在中国游历的日本画家渡边晨畝提议，中日两国画家携手定期举办绘画展览。后由于“五四运动”等影响，第一次“联展”直到1921年末，才先后于北京和天津举办。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日方以渡边晨畝、正木直彦等为主，中方则以金绍城、周肇祥、陈师曾为核心。第二次“联展”于1922年5月在东京举办，京沪等地画家出展400余件作品，正是此次展览会上，陈师曾带去的齐白石绘画受到欢迎，卖出好价。1924年4、5月间在京沪举办的则是第三次，此时陈师曾已病逝。两年后，即1926年6、7月间先后在东京和大阪举办的属第四次，当年来日的中方发起人之一金绍城回国后不久即病逝。金氏死后，其子金开藩率众成立“湖社”，与另一“联展”发起人周肇祥对立，加上该“联展”后又有日本外务省插手，中方主要人员对此看法不一。尽管日方派渡边晨畝等人前去疏通撮合，但仍未奏效。第五次“联展”本应于1928年春在中国京沪两地举办，但鉴于中方组织内部分裂，加之北伐等因素，中国国内局势不稳，故暂时搁置。
就在此前后，日方画家为主的绘画组织便开始酝酿举办中国古代绘画展一事，当然，目的也是为了配合秋季天皇即位纪念活动。此事得到外务省支持和资金援助，同时也征得驻日公使汪荣宝的赞同。很快日方就派遣曾长期在华工作、且有广泛人脉关系的“中国通”坂西利八郎和画家渡边晨畝、结城素明三人赴华活动，征集作品。
三人于1928年5月末抵大连，6月3日至天津，经两周活动，征得近40人赞助，20多人拟出展品，其中包括宣统帝溥仪在内。6月17日坂西等前去拜访溥仪，乞其出展和后援。郑孝胥在日记中也记述同日“召见坂西利八郎等”。当时天津可谓前清遗臣、政府阁僚及财界大佬等人的聚集地，如徐世昌、陈宝琛、袁克定、靳云鹏、曹汝霖、陆宗舆、方若等，他们均对日方的展览计划表示赞同，且愿拿出自藏名品出展。6月18日三人由天津进入北京，经半月多活动，争取到高官、学者、画家等为主的数十人赞助和出品。
当然，对日方策划的集中国历代名画于东京展出这一举措，当时也有人极力反对和抵制，三人在京活动期间，就遇到有人散发印刷品或报纸投稿表示反对的情况。然而，置当时异常紧张的中日关系于不顾、赞同或协力者不在少数。其中，当时在北京的刘骧业、阚铎等人对三人接待备至，或积极协助联络，或一起商议展览会实施方案。根据外务省档案资料，自6月30日刘骧业拜访三人后，直到7月4日，几乎每天都有他们直接接触的记录。后刘骧业又亲自陪同他们前往天津，直到三人7月9日离开天津去大连。其间7月7日，有陈宝琛来访。陈氏在批判当时呼吁抵制此展览会的中方人士后，说：
“为规避外界议论，若隐去宣统帝和自己的名字，则可拿出藏品，唐代绘画尚无，宋元明秘藏品定可提供。”（外交史料馆藏《展览会关系杂件》第四卷）
从后来展览会及相关图录看，宣统帝出展的宋马和之《车马图卷》，就隐去了出展者姓名。而陈宝琛出展的几幅宋元画，即宋赵伯驹《九成宫图》、元代曹知白《扁舟吟兴图》、方从义《云山图》卷和许震《钟离权像》，均标明了出展者。估计这些画在陈氏看来，不是什么贵重作品，故无需避人耳目。另外，从这一史实，也可以旁证当时在清宫旧藏书画处置方面，溥仪身边的陈宝琛所起的作用之大。如果再参照溥仪的回忆，那么这一点恐确信无疑。
我过去曾一度认为师傅们书生气太多，特别是陈宝琛的书生气后来多得使我不耐烦。其实，认真地说来，师傅们有许多举动，并不像是书生干的。书生往往不懂商贾之利，但是师傅们却不然。他们都很懂行，而且也很会沽名钓誉。现在有几张赏单叫我回忆起一些事情。这是“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记录：赏陈宝琛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我当时并不懂字画的好坏，赏赐的品目都是这些内行专家们自己提出来的。至于不经赏赐，借而不还的那就更难说了。（香港文通书店版《我的前半生》第1集）
由此甚至可以推知，陈宝琛后来以自己名义出展的宋元绘画本身恐来自内府旧藏，而且由其外甥刘骧业转卖到日本的原内府藏品与其亦大有干系。
后来渡边他们又经由大连、青岛至上海，在上海活动一段时间后，于8月1日返回日本。
1928年是中日关系极为紧张而又微妙的一年，济南惨案、张作霖横死、蒋介石访日、重开北伐等等，尤其是日本田中内阁对华采取强硬外交，并悍然出兵，制造济南惨案，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各地反日及排斥日货运动更是此起彼伏。但尽管如此，三人访华还是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得到众多名家的赞助和支持，而且初步确认了有望赴日出展的一批唐宋元明各时代名作。
同年9月下旬至11月上旬，坂西与渡边再度赴华，目的在于联络出展人员及最后落实出展作品等，甚至想通过政府出面借出故宫博物院的名品，但最终未果。在上海，渡边晨畝通过王震（一亭）将自己创作的大幅《孔雀图》赠予蒋介石，深得蒋氏夫妇喜爱，因此也使联络事宜更为顺畅。在天津期间，渡边还向宣统帝进献了自笔《孔雀图》，并再次恳请其出展。通过此次访华，中方赴日出展人员名单也基本敲定，关冕钧、熙钰、阚铎、金开藩、张弧、方若、刘骧业、王震、庞元济、荻葆贤等，均在此列。因庞、荻两人属吸食大烟者，要求携带烟土入境，为此外务省还专门照会警视厅等相关部门，为其大开绿灯。为保证展品顺利运抵日本，日方又通知其在华使领馆予以协助。
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对来日出展的中国人或相关人员专门调拨了一批资金。前述外务省关系档案（《展览会关系杂件》第四卷）中，有1928年10月27日函件：
支那名士溥儒及其它二十三名
本邦视察补助金
合计壹万五千五百圆
其中支出
八百圆 刘骧业（北京）前财政部科长
四百圆 桥川时雄（北京）《文字同盟》杂志主笔（翻译）
涉及刘骧业的外务省档案资料（电稿）
可知，当时日方对前来出展的中方人士给予了很高的待遇，23人补助费就多达15000余元，其中，刘骧业一人800元，从展览会收支明细资料看，展览会期间还有一笔专用于刘骧业的招待费。可见，刘骧业是日方颇为重视和优待的对象。
在展览会开幕之前，来自北京、上海、大连方面的出展者均陆续抵达东京，而作为天津方面出展的刘骧业、张弧、方若一行直到开幕当天才到达。不知是为了故意逃避海关检查还是避人眼目，刘骧业与张弧等最后携带大量展品从东北经由朝鲜抵达下关，然后乘列车在开幕式当天上午赶到东京上野的会场。
11月24日，在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后展览正式开始，观者如潮，受到各界好评。从当时各种报道看，可以说是日本有史以来中国古画展品质与量均最高的一次展览。
12月5日更换展品陈列，翌日展览会会长近卫文麿与正木直彦一起访宫内省，奏请天皇和皇后两陛下巡览展览会。后得知皇后将于12日12日来观。就在前一天，即11日下午，刘骧业提出希望将宣统帝所藏的三件名画献给皇后观览。正木直彦在日记中记载：
午后五时至美术馆。刘骧业氏携宣统帝所藏之黄筌笔柳塘聚鸟图卷、唐人游猎图卷、李公麟笔五马图卷三件，恳望供明日来馆之皇后陛下御览。展观此画卷，实乃剧迹，不胜惊叹。如李伯时之作，有黄山谷题跋，可视为龙眠山人之真迹。晚八时至东京车站，为今晚归国之关冕钧、阚铎、熙钰三氏送行。（正木直彦《十三松堂日记》）
对正木来说，这三件“剧迹”得以寓目也是第一次。除李公麟《五马图》卷之外，黄筌笔《柳塘聚鸟（禽）图》和《唐人游猎（骑）图》也均为尝见于《赏溥杰书画单》中的清室秘藏画卷。另外，刘骧业选择关冕钧、阚铎等三人离开东京回国之日，拿出这三件名画亦未必偶然，恐为避人眼目而为。
12月12日，皇后亲临东京府美术馆，会长近卫文麿、外务省冈部长景部长以及正木、坂西、渡边等诸多委员，还有刘骧业、李文权等隆重出迎，皇后巡览约半小时后离去。当时是否详细观看了刘骧业所提供的这三件名画，尚不清楚，只是从当时的报道可知，当天正木直彦特地为皇后讲解了梁鸿志出展的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
展览会开幕后已过多半时日，甚至说已近尾声（原定12月16日闭幕，后延长4天），突然冒出以上包括《五马图》在内的清宫旧藏名品，怎么想都会觉得蹊跷。而且查阅外务省档案中的该展览会《临时目录》、《出品明细表》和当时编刊的《唐宋元明名画展号》，以及其后出版的《唐宋元明名画大观》等，均找不到这三件名画的记录。也就是说，在此次展览中，唯独这三件名画是以非公开形式出现的，而且也没有载入任何图录。即使是前述溥仪出展的马和之《车马图卷》，虽隐去出展者姓名，但图录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因此，这三件刘骧业自称为宣统帝所藏的宋代名迹其出展本身恐大有文章，或者说必有难言之隐。譬如，为何刘骧业会突然恳请日方让皇后观赏《五马图》等？为何不以公开形式堂堂展出？又为何没有记入展览会相关文献？这些似乎都是难解之谜。不过，张伯驹在《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一文所讲颇能指点迷津。
“溥仪出宫后由日本使馆移居天津日本租界张园，甚困窘，而从臣俸给，不能稍减，遂不得不卖出所携之书画，其事颇似李后主银面盆事（。。。。。。）。时日人某欲以二万日金得宋梁楷卷。陈太傅宝琛经手其事。成之后，又有日本某侯爵欲以日金四万得李公麟《五马图》卷，献日本天皇。时溥仪正艰窘，愿以四十件书画售日金四十万元。《五马图》则不更索值，以赠日皇。陈又经手其事，以四十件书画畀其甥刘可超。一日刘持四件向天津盐业银行押款两万元，经理朱虞生约余往观，则为关穜《秋山平远图》、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摹怀素书》、米友仁《姚山秋霁图》四卷，开价《秋山平远图》五万元，《五马图》三万，《摹怀素书》、《姚山秋霁图》各两万元。押款两个月后，刘归还一万元，取走《五马图》卷，其《姚山秋霁图》则以一万元售于余，更以《秋山平远图》、《摹怀素书》向余押款五千元，展转半年不还，以《摹怀素书》了结，《秋山平远图》退还之。。。。。。。朱经理殁后，所藏有方从义《云林钟秀图》，文征明《三友图》、王翚《观梅图》、蒋廷锡《五清图》、董邦达《山水》五卷，尽归余，与关穜等四卷，皆在四十件之数。载赏溥杰目内，更有黄筌花卉甚精，余未之见。后刘以数万元缴溥仪，糊涂了事。所有书画尽未交还。后刘回福州原籍，死于法。”（张伯驹《春游琐谈》）
以上张伯驹先生的回忆给我们提示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五马图》卷，曾有某侯爵愿出四万日元得之赠与天皇；二是溥仪欲另售四十件书画得四十万，而《五马图》则愿无偿送给日本天皇；三是经手人均为陈宝琛，而具体操办者则是其外甥刘可超；四是刘可超拿《五马图》等部分书画做了抵押，后又赎回《五马图》。但后来这些书画均被刘可超处理掉，最终只上缴给溥仪数万元。这里的刘可超尚不清楚其来历，但从整体情况判断，似乎就是刘骧业。
以上信息如果属实，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刘骧业为何隐秘带出《五马图》等来日，又不愿公开，而是恳望日本皇后观赏等问题了。
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唐宋元明名画展特辑》
《五马图》最终被日本藏家收购
那么，刘骧业究竟是何许人？目前中文资料尚缺乏详细记载，根据日文《日本留学中国要人录》等资料可知：刘骧业，字午原，1887年出生于福州，父亲为福建盐运使兼闽海关监督，母亲则是陈宝琛胞妹。刘骧业1904年自福州中西学堂毕业后即赴日留学，1913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归国后担任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教授。1917年就任北京财政部秘书科长，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举办的1928年担任全国经济调查会咨议、币制局银行法规修正委员会委员兼关税讨论会会员。华北沦陷后的1938年担任行政院长秘书、宣传局局长。汪伪政府时代曾担任行政院参事。
或许因为舅舅陈宝琛的关系，加上本身在政府财政部门任职，又有留学日本经历，刘骧业与清室尤其是宣统帝溥仪早有干系。溥仪逃入天津日本租界后，刘骧业即充当了其与北京政府及日本交涉的桥梁，故《郑孝胥日记》中亦频频出现其名字。1928年5月5日，溥仪还下了一道委任其具体负责外务事宜的“上谕”。
奉旨三道：谕派郑孝胥总管外务事宜，钦此；谕存耆，著承办外务事宜，钦此；谕派刘骧业办理交派事件，钦此。……遂诣弢庵，谈久之。（中华书局版《郑孝胥日记》）
看来，当时溥仪身边除郑孝胥、陈宝琛等遗老谋士之外，刘骧业等少壮派人士也颇受信赖和器重。在此背景下，刘骧业经手将清室秘藏书画带往日本也不足为怪。另外，鉴于刘骧业于政府财政部和关税协调部门任职，才有可能通过特殊渠道将清室名画偷偷带出国门。因为此前针对清宫贩卖书画古物出口，政府内务部曾制定了《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就此次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来说，未经南京政府许可，海关便对出展绘画物品以简易手续放行，对此曾引起国内不少人士不满，后涉事海关监督还受到南京政府方面警告。
日本“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后出现的刘骧业所携三图卷复制品
就在展览会结束之后，这三件作品又不止一次地出现。正木直彦12月22日日记：
为画家和鉴赏家展示刘骧业氏携来的三图卷，伴春野、笃三前往。此日山本农相、田中首相亦来观。（《十三松堂日记》）
山本农相即山本悌二郎，众议院议员，时任田中内阁农林大臣，富收藏，尤其是中国古代书画收藏之富堪称关东之最。当时山本已藏有传李公麟笔《九歌图》卷，想必对《五马图》也是趣味盎然。当天连田中义一首相都前来观赏。上述日记1929年1月30日记载：
上午九时半与细川侯爵、矢代幸雄一起至车站宾馆访刘骧业氏，展观李公麟五马图卷、黄筌聚禽图卷、唐人游牧图卷和王烟客晴岚暖翠卷。前三者前已观赏，王烟客者则是初见，为其七十七岁之作。
细川侯爵即贵族院议员细川护立，喜收藏，后创设永青文库。矢代幸雄则为著名美术史学者和鉴赏家。由此来看，这三件名画不断展示给收藏家或精鉴赏者，恐已不是简单的展观，而更大的可能性则是意在出手。展览会结束后，来自北京及天津的展品由外务省统一保管，并委托原常太郎于1月中旬搭乘由神户发往天津的南陵丸送还中国。至于宣统帝溥仪出展的马和之《车马图卷》是否托刘骧业带回，日方还专门通过天津总领事馆向溥仪确认，结果溥仪希望通过领事馆返还。后日方通过前往中国进修的浜步兵大尉，于5月27日直接带往天津，再由白井副总领事于29日交还溥仪。这一连串经过，外务省档案中均有详细电稿可查，唯独刘骧业携带的自称宣统帝藏品的这三件名画其后无任何档案可寻。这只能说明外务省档案尚未全部公开。
想必是出于日方恳请，同时也是为了换取金钱，刘骧业恳望皇后观览的《五马图》、《柳塘聚禽图》和《唐人游猎图》三画卷后分别被影印出来。遗憾的是，目前所见此三种珂罗版影印卷轴，均无出版时间、地点、所藏者等信息，恐受制于许可复制时双方密约。
此次展览会后，《五马图》卷并未马上出手。又过大半年，即1929年11月15日，正木直彦日记记载：
相见香雨来云，清室李龙眠五马图卷将要变卖，该推荐给哪位合适，故来商谈。（《十三松堂日记》）
相见香雨为美术史学者，对中国古代书画亦颇精通。后正木直彦因年仅35岁的长子春野病逝，一时无暇顾及，此事均由相见香雨从中斡旋。但是，交涉情况好像并不如意。直到1930年6月，刘骧业携《五马图》再次现身。
步入昭和（昭和元年即1926年）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和经济均出现停滞或不景气状态。1929年后，形势更为严峻，尤其是后半年发源于美国的世界大萧条开始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也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生活难，就业更难，当年东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仅为30%左右。当然，在此形势下，出手《五马图卷》也并非顺利。
1930年6月20日正木直彦日记：
午后相见香雨来访，谓眼下北京的刘骧业来日，欲出售所携清室内府藏李龙眠五马图卷，并告知七万日金可出手。
接着，正木直彦即亲自拜访东京的经济界大佬末延道成，说服其下决心买下这幅画。因为正木得知当时已有人推荐给末延，但末延认为卖价若从七万降至五万尚可。而正木直彦觉得如果此事踌躇不决，则有可能被外国人收买，到时将追悔莫及，所以特向末延说明此乃超凡之名迹，敦促其下定决心，最后遂得到末延道成理解。从此，这幅递藏有序的历史名迹便落入末延道成之手。当然，正木直彦和相见香雨两人也功不可没，尤其是正木功劳尤大，其担心因价格而犹豫不决则有可能为外人获取，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此次展览会上出展的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后梁鸿志通过相见香雨等人斡旋，欲以八万五千元出手，但当时因日本买主讨价还价、犹豫不决，遂为美国人购去，致使日本错失收藏这一名迹的机会。
刘骧业出手《五马图》卷前后，还售出过其他一些名画。据大阪书画商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回忆，清室旧藏郑思肖《墨兰》图就是刘骧业带给他的，后转卖给大阪实业家阿部房次郎。
“郑思肖的《兰》，是刘骧业带来的。刘骧业这个人是宣统帝的傅育长官陈宝琛先生的外甥。陈先生恐有养育宣统帝的责任，故在辛亥革命之后为使生活各方面都能无忧，出了相当多的费用。因此，他自己的东西也好，清朝库里的东西也好，有很多被带到了我们这儿。刘骧业年轻时起就多次来日本，其间也学好了日语。他手头钱一不足，就到我们这里来，说把这个抵押在这儿，下次来再带来哪个哪个，所以从这儿拿走了相当多的钱。当然也守约带来东西。不过，有时又说这东西要拍摄下来作参考先借用一下而拿走。因为是陈先生的外甥，又能带来好东西，所以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想到东西就这样溜掉了。李龙眠的《五马图卷》也是他做抵押带来的，真是好画啊！过了一段时间，他说要拍摄就拿走了。后来就没了下文。我曾多次劝告他不要这样做，可他总说这次钱不乱花了，说要回国还是什么的用钱，结果还是用于寻欢作乐了。”（鹤田武良《原田悟朗闻书》）
当然，这是原田悟朗晚年应学者采访而做的口述，并不一定准确，但从一个侧面显示，刘骧业曾多次把清室秘藏书画带给博文堂，从中所得大笔资金多挥霍于花街柳巷、吃喝玩乐。其中，《五马图》卷好像也一度抵押在博文堂，后又被刘骧业拿走转手出去。由此看来，前述张伯驹所言“后刘以数万元缴溥仪，糊涂了事。所有书画尽未交还。”似有一定根据。
《五马图》卷流入日本，不仅仅是一幅名画的流失，其背后还有国家、组织、个人以及相互之间等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
（作者张明杰为旅日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