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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瓜州东千佛洞榆林窟看《唐僧取经图》的流变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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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硕

近日,由归元玄奘文化促进会、中国玄奘研究中心、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共同主办,主题为“传承玄奘精神,弘扬丝路文化”的首届玄奘与丝路文化国际研讨会及高峰论坛在西安、商洛举行。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由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于硕在此次论坛的文章《瓜州东千佛洞、榆林窟中的唐僧取经图》。瓜州东千佛洞和榆林窟中有五处唐僧取经图像,均出现在经变画的边角位置,这些壁画也是早期唐僧取经图像的代表。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对东千佛洞和榆林窟中唐僧取经图像的内容与样式特征进行分析,对早期取经故事做简要梳理并结合元代两例取经图像分析唐僧取经图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变化。

敦煌地区是古代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处,也是古代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今瓜州县隶属于甘肃酒泉市,汉武帝时为敦煌郡所辖,唐武德五年(622)称瓜州,清雍正年间设安西郡,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安西县 ,2006年更名为瓜州县。瓜州东千佛洞、榆林窟的唐僧取经图绘于西夏,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取经壁画。1980年第9期《文物》刊载王静如先生文章《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作于1973年),介绍了榆林窟三处唐僧取经图。段文杰先生在《玄奘取经图研究》一文开篇提到195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察榆林窟,在第2、3窟中发现了唐僧取经图,此后又陆续在榆林窟第3、29窟和东千佛洞第2窟中发现了4幅取经图。2009年刘玉权先生发文《榆林窟第29窟水月观音图部分内容新析》,依敦煌研究院复原该窟水月观音图稿及佛典,对这部分内容重新辨析后认为该窟《水月观音图》中并无玄奘取经图。故此瓜州洞窟中的唐僧取经图共有5处。

早期取经壁画有几处明显特征:其一,非独幅整铺壁画,而是存在于大型经变画中,且均出现在边角位置。其二,人物为唐僧、猴面行者(随从?)和一匹马。其三,各窟唐僧取经图人物形象不尽相同。本文尝试对几幅唐僧取经图内容进行阐述和比对,并就早期唐僧取经故事文本、两处元代唐僧取经图像特征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东千佛洞唐僧取经壁画内容
东千佛洞位于瓜州县境内,距县城约90公里。石窟开凿于干枯的河谷两岸,现存23个窟,其中东岸9个,西岸14个,有8个洞窟尚存有壁画和塑像,壁画总面积约486平方米,清塑46身。东千佛洞始建于西夏,内容以密教题材为主,兼有汉密、藏密成分。

东千佛洞第二窟有两幅唐僧取经图,分别位于北壁西侧和南壁西侧的《水月观音图》中。关于洞窟开凿年代,张宝玺先生认为:东千佛洞第二窟门侧西夏供养人服饰特征及西夏文题名,表明该窟是西夏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建功德而造。门侧左右壁各画六身供养人,虽漫漶,但仍可看出他们与建于西夏乾佑二十四年(1193)的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服饰是一致的,是典型的党项人衣冠打扮。

东千佛洞第二窟坐西向东,窟内呈龟兹式,覆斗形顶,西壁前设佛坛,两侧及后方有甬道,南、北各设一像台 。南壁西侧唐僧取经图内容如下:玄奘法师面容平和,鹅蛋脸,有头光,双手合十,穿褐色交领僧衣,左肩披红色袈裟垂至脚踝,露朱红云头履。法师身后行者头戴发箍,长发、圆眼宽鼻下颚浅,闭口但三颗牙齿外露,相貌奇特似猴,身着青绿色圆领长衫,右侧开褉,腰束带,有芾垂下至大腿处,下穿褐色小口裤和麻鞋。他左手抬起,四指攥拳拇指伸出指向后方,身后有一匹褐色马,背对观者,头扭向唐僧一侧,马鬃厚密略卷,马鞍上空无一物,马尾长垂至地,中间打结。


东千佛洞第二窟北壁西侧的唐僧取经图同样是绘在《水月观音图》中,但内容不同于南壁且壁画甚是斑驳难辨。画中玄奘法师侧身站立,长眉、双目微闭,神情庄重,双手合十,身着长袍僧衣,外披袈裟,有头光。身后一人似着淡青色短衫,褐色缚裤,小腿上缠有青蓝色绑腿,平底薄鞋,披风缠于颈部,左肩扛一长棍,头扭向一侧。在他身后有一匹棕褐色马,壁画斑驳不清,但马背上应是空无一物。东千佛洞第二窟中出现两幅唐僧取经图已是少见,二者均绘在《水月观音图》中则更为鲜有。不过,两幅取经壁画虽在内容上一致,但人物形象相去较远。

关于这幅唐僧取经图还有两处疑点。其一是该壁画有洗刷痕迹。取经图人物所在区域颜色浅淡,四周却似烟熏般呈深褐色,二者对比强烈。实地查看可发现取经图部分墙面斑驳,壁画浅淡应是褪色所致,且壁画尚存有几道水流痕迹,造成今天面貌的原因无非两种:洞窟漏水或人为洗刷(擦洗?),在该幅水月观音像上也可以看到“擦拭”痕迹,原因尚不知。另一处疑点是该壁取经图剥落部分显出下层壁画。按常理,上层剥落应现下层壁画或墙体本身。此处属于前者,残缺处可见石绿色上绘墨线波纹,同壁画中所绘水波的颜色、画法相似。据此笔者有两点推测:第一,壁画右上方可能原本绘有水面、波纹等,后被唐僧取经图覆盖,替代了原本内容。第二,在唐僧取经图下方可能绘有另一幅图像,换言之,北壁西侧这幅唐僧取经图也有可能是后人在原图上方补绘的。但被覆盖的图像究竟是唐僧取经图还是其它,尚还无法知晓。

二、榆林窟唐僧取经壁画内容
榆林窟也称万佛峡,位于瓜州县南70公里的榆林河谷中,因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石窟创建于初、盛唐时期,经中唐、晚唐、五代、宋、西夏、元及清代续建,现存41个洞窟,其中东崖上层19个,下层11个,西崖仅有1层11个洞窟。保存壁画约5000平方米,彩塑200余身。西夏时期开凿的第二、三、二十九窟均分布在榆林河东崖上 。

榆林窟现存有唐僧取经图三处:第二窟西壁北侧《水月观音图》右下角一幅,第三窟西壁南侧《普贤变》中一幅和东壁北侧《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一幅。

在第二窟西壁北侧《水月观音图》中,唐僧师徒站在画面右下角的岸边,岸上有树,枝叶繁茂。唐僧在前,头圆面方,双手合十高举礼拜观音。身后行者长发垂至前额,带有头箍,着淡绿色圆领窄袖衫,腰间束黄带,腰后有绿色衣襟垂下,腰下有褐色盖头,穿大口裤,脚穿麻鞋,可见纹理。他左臂下方绕出一根缰绳,拴在身后的马匹头部,马匹仅有头、颈出现在画面中,呈黑色。前文已述,东千佛洞第二窟两幅取经图中人物形象各异,但南壁西侧中的行者却与榆林窟第二窟行者有若干相似之处:第一,二者动作较为相似。均是一臂弯曲放在胸前,一手高举至额头处。第二,形象相似。行者头发均垂至前额、披于脖颈,且头上均戴束发箍,与第三窟《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猴行者相似 。

榆林窟第三窟西壁南侧《普贤变》中唐僧师徒站在崖岸上,法师高鼻丰颚,有头光,双手合十,指尖朝下礼拜普贤菩萨。猴行者在唐僧身后,相貌似猴,毛发长,双目圆睁,昂头露齿,也跟着双手合十礼拜。白马鞍上驮莲台,上有内装经文的包袱烁烁放光,师徒二人身后亦有祥云缭绕。此处唐僧取经图人物刻画清晰精致,常常被视为玄奘取经图的代表作。然而它人物形象表现上也确与其余不同。首先唐僧不再穿僧袍,而改为小口衫、松口裤,腰间束带,腿束行縢,脚穿线鞋,俨然一副行脚僧的模样。其次,猴行者也在合十礼拜,虽稍显笨拙,却与其余取经图动作不同。第三,该幅图中马背上驮有经袱并熠熠发光,东千佛洞中马背空空,榆林窟第二窟取经图像只有马头露于画面。依段文杰先生叙述,《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猴行者也身挎经包、肩挑经盒(详见下文引文),虽非马背所驮,但同是在榆林窟第三窟中出现,值得关注。

榆林窟第三窟东壁北侧《十一面千手观音变》 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14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经变画中的猴行者线图 段文杰绘
因笔者尚未找到《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中唐僧取经图的清晰图片,故引用段文杰先生描述如下:

三 同窟东壁北侧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下部画青年玄奘像,头后有圆光,右袒褊衫,双手合十,虔诚默念。南侧画悟空,猴相,长发披肩,头束彩带,着衩衣,小口裤,脚蹬毡靴,腰间斜挎经包,右手握金环锡杖,紧靠右肩,挑起一迭经盒。左手高举额前,两眼圆睁,探视前方,精神抖擞。这里不仅表现了取经归来的喜悦,从头后圆光和安排的位置看,它们已被画师列入观音菩萨侍从神灵的行列。

三、早期唐僧取经故事文本与其它唐僧取经图像
提到唐僧取经图人们会联想到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但敦煌壁画中的取经图却与小说相去甚远。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的成书并非靠作者一己之力,有若干“前身”,有的已散佚不存。众所周知,唐僧玄奘法师贞观年间西行取经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法师归国后与弟子辩机撰写《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求经途中游历诸国的见闻,该书是一部历史地理名著。

与《大唐西域记》堪称双璧的是由玄奘法师弟子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录玄奘西行经历,很多内容在《大唐西域记》中没有出现,梁启超赞誉此书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该书主要是玄奘口述、弟子慧立、彦悰记录而成。有些内容今人读起来会觉奇异,似乎已有神魔成分的加入,如“即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文中对神魔的叙述可能并非子虚乌有,法师西行的经历也不能简单地以世俗眼光看待和想象,人们对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传奇经历充满好奇,而这部书也提供给人们想象空间。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今存残本,部分内容缺失。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应是南宋刊行。所谓“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其名”。但也有学者考证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刊行于南宋,并非作于南宋,实际成书年代要早很多。此书虽写唐僧取经一事,但已加入了大量的神魔故事,而且出现了“猴行者”、“深沙神”两个关键人物。

作为真实历史向神魔小说过渡的中间阶段,《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其明显特征:其一,种种困难化身为妖魔猛兽,如《过长坑大蛇岭第六》的白虎精,《入九龙池处第七》的九条馗头鼍龙。其二,猴行者化身“白衣秀士”虽一路护佑唐僧,但唐僧仍是取经故事主角,且有一定的法力。如第八处收服深沙神、《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救痴那等。其三,主神乃大梵天王而非观音菩萨,一路护佑唐僧、并送“隐形帽、金镮锡杖、钵盂”给唐僧的是大梵天王,且道“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当有救用”。在《取经诗话》中虽出现了深沙神,但护送唐僧的只有“白衣秀士”猴行者及随从,与敦煌壁画里表现的二人一马的组合十分接近,如王邦维先生所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很可能就是壁画背后流传的关于玄奘和猴行者故事的证据。

除《取经诗话》外史籍所载还有金人院本《唐三藏》和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可惜今已不存或只留片段。但同样留下了雕塑和壁画供人们观赏,这里各举一例。

其一为杭州飞来峰高僧取经组雕,元代雕凿,位于龙泓洞洞口西侧,自西向东共有七身造像、三匹马和八处榜题,此处仅介绍前四人二马。西起第一为唐三藏玄奘法师立像,玄奘容相温雅,背后有头光,身着袈裟,袖子宽大垂至膝下,双手合十,左上角有雕刻榜题“唐三藏玄奘法师”,应是玄奘法师无疑。西起第二人立于矮台上,头部、上躯残毁,人物着长裙、穿草鞋。此人身后是一匹长颈满鬣的马,背上驮着经书,颈部上方有榜题“朱八戒”。第三、四人是两位牵马者,前者头部已佚,袒露胸腹,项下挂佛珠,双臂残缺,右手似提有棍棒,束绑腿,作前行状。后者头部、身躯已残,但可看出牵马姿势,腰间束带,侧面佩有短刀,身旁还有一马,比前马略矮小,背上负莲座,颈部上方有榜题“从人”。此组因人物残缺,身份尚存争议:一方认为是玄奘的随行者,护佑法师和经卷;一方认为是此组人马与玄奘无关,讲述三国时高僧朱士行取经故事。笔者倾向于前者,即玄奘的随从 。虽较敦煌壁画中多出两人一马,但玄奘依旧走在最前,后面三人均身配兵器,可能是今人未见取经故事的再现。

第二处为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大雄宝殿拱眼处唐僧取经壁画。壁画位于大雄宝殿门上方拱眼处第三幅。画中走在最前的是玄奘法师,身形大于后两位,人物无头光,面阔头圆,五官清秀,身着交领垂地大袍,外披宽肩袈裟,双手合十。唐僧身后有一僧侣,双手合十,头扁圆无发,眼睛细长,口似微张,略清瘦,着宽袖长袍,左肩披袈裟,腰间系黑带。《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玄奘带有弟子多人一同赴西天求经,此人可能是玄奘众弟子之一。队伍中最后一人相貌似猴,与敦煌壁画中的行者有差别,面孔扁平怪异,头部扁圆,前额处带一金箍,前额绘少量毛发,着圆领上衣,腰中围布巾,白色裤子,右手牵马,左手放于胸前。壁画反映了玄奘取经途中的一个行进场景,创作年代笔者认为是元至正五年(1345)前后 。该幅绘三人一马,尚未出现猪八戒、沙和尚,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描述亦有相通之处。

从上述所举两例元代遗存,可以看出唐僧取经图不同时代的一些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从大型经变画的一角到独立成幅,西夏“唐僧取经图”多绘边角处,且人物所占面积很小。青龙寺大雄宝殿的唐僧取经图独立成幅,虽拱眼处并不显眼,仍可视为形式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变化是由唐僧、行者、白马的二人一马组合变为三人一马或四人二马的组合。从图像角度反映了背后唐僧取经故事内容的发展和逐步丰满。第三个变化是由取经途中参拜菩萨变为对取经归来行进场景的表现。元代取经壁画因是独幅、多描绘行路场景,表现取经故事本身。在变化的背后还暗示了王邦维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唐僧取经故事作为佛教本身的宣传意义已慢慢被弱化,取经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内容逐渐占先,显现出由历史史实向宗教神异演教,再向世俗神话故事转变的一个过程,然而,这些变化既在文学上有所反映,同时也在图像遗存中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1。 [唐]慧立、彦悰着,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李时人、蔡镜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3。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 [元]钟嗣成等着《录鬼簿(外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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