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恒昌
2017年5月下旬，某作者发表名为《清朝御医手稿价值两亿？别胡扯了》的文章。该文列举了若干例子，从“御医为保命甚于治病”，“古代宫廷制度”，“现代领袖的医疗团队”三个角度出发，得出御医医术不高，故而御医手稿缺乏医学价值这一结论。在详加阅读、反复斟酌之后，我认为该文之论证确实经不起推敲。故而我不揣浅陋而撰写此文，一为驳斥此文之观点，二为从正面论证古药方的有效性，以明价值，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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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驳《清朝御医手稿价值两亿？别胡扯了》
第一，该作者片面地选择对其观点有利的例子进行论证。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说，那就是样本有偏，这导致其结论不具有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仿照该作者的研究方法，我可以得出与该作者不同的结论。该作者说古代御医为了保命而选择‘从众诊断’，但也存在的事实是：医术高明的御医“兵出奇招”并取得成功。如，唐高宗时期，御医张文仲，秦鸣鹤在对皇帝动针药需冒极大风险的情况下，提出“风上逆，砭头血可愈”的建议，并最终治好皇帝的病。该作者说宫廷机制下，诊断制度和皇帝的个人行为导致御医医术不高，但存在的另一个事实是：清朝的御医选拔制度完整，有一系列严格的考核，非积累多年经验和具备高明的医术，是无法晋级为御医的，具体可参考《御医养成计划》（紫禁城，2013年第7期）。该作者举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医疗团队的例子更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与倾向性，属于有选择举例之做法！担任蒋介石数十年的私人医生熊丸先生在《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曾介绍蒋介石的健康理念之一是有病就中西医兼治。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0月11日曾对杨尚昆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可见，毛泽东和蒋介石等名人，从未否定过中医。在带着偏见的情况下来分析问题，该作者结论的可信度可想而知。
第二，该作者混淆了诊断行为和御医医术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御医之真实水准与具体表现的关键所在。该文所举的例子，不过在一定程度证明了御医在皇家治疗过程难以有突出的成绩。但是，那是在客观环境的制约下（比如皇帝嫔妃直接出言干预等），御医的真实水平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完全发挥实属正常，根本说明不了御医医术水平不高，更没有证据说明汪必昌的手稿缺乏医学价值。该作者连研究对象都没有搞懂，全文更拿不出证据，拿不出理由来否认汪必昌手稿，就敢得出“御医手稿价值两个亿是胡扯这一结论”，真不知其勇气从何而来。另外，其举了清末派御医到外国学习的例子，就遽然得出御医医术不高的结论，这更是荒谬至极。对清末历史有了解的人就知道，在当时西风东渐的情况下，朝堂上已出现部分西化的势力，故而派遣御医到外国学习，这件事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
第三，该作者缺乏正确的文化观。这句话看似是诛心之论，但一点也没有夸大，更不是出于泄愤。该作者认为御医群体不行，所以汪必昌的手稿缺乏医学价值。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一个群体的行为就足够否定任何一个个体？若如此，他/她是否也可以再写一篇长文，题目和内容我都给他/她想好了：“古代钦天监很厉害？别放屁啦”，内容就说，古代钦天监怕被皇帝责罚，乱报天象，所以他们根本不懂天文。这显然是不行的。何况，御医群体医疗水平不高这一论断还是基于作者片面的，错误的研究方法得出的。除此之外，当我们得到一件文物，我们正确的文化态度是：研究它，利用它！而绝不是在未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去否定它或者制造妨碍它得到合理利用的环境。显然该作者之做法让人不能不觉得他是想要让这本重见天日的手稿又躺回冷清的地下，却不曾想到发掘其价值将会利于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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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药方的有效性几何？
辩证地看，的确存在部分古药方之内容要求和现代条件不相适应的情况。但是，古药方这一宝藏同样是一座拥有巨大开发潜力的“富矿”，合理对待和积极发掘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一，要在历史和比较的语境下看待古药方的有效性。受欧美强势文化影响，亚洲国家大都有一段“推崇西医，否定中医”的历史。尽管如此，古药方存在的合理性仍是共识。比如，日本在历史上曾推出“废医存药”的政策。但在实践中这个政策被证明是错误的。随着慢性病的泛滥，日本人又再次认识到西药的不足和中医的好处。1972年，日本恢复中医教学；1976年把汉方210个方剂及140种药材加入医保；2004年把中医纳入西医的必修课；2006年又把中医加入西医临床考试、纳入西医年检内容；2008年，中医被纳入西医资格考试。在市场上，日本的汉方药大行其是，获取巨额的经济收益。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日本，现在对中医的质疑不过是日本过去走的道路而已。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总有一天中医将改变现在的地位并占领巨大的市场份额。在现阶段，有发展眼光的药企应该注重中医，注重古方药的开发，这是在为当下造福、为未来奠基。
第二，古药方的成功背后是科学的机理。我们不否认糟粕的存在，但不得不说古药方能够传承成百上千年自然有其背后存在的科学机理相支撑。许多人抨击中医药方，多是从它的表面去说。其实，中医和西医一样，都符合“大样本，随机，双盲”的原则，其区别主要是对疾病的辨别方式不同。西医是根据外来的刺激来开药，药物需要治疗好某类病菌引起的外感。中医则不同，中医根据人体的反应来开药。在中医看来，无论是什么疾病，反应相同，就可以按照相似的药方来治疗。尽管存在区别，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不过，中医比西医更合理的一面是中医在开药时还考虑人体的体质。比如，对同一疾病的不同体质的病人，中医在开药时都会有所区分。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许多人认为中医不科学，不可重复。但SARS期间，香港的死亡率为17%。钟南山领导的医疗团队对117人进行治疗，死亡人数10人，死亡率仅为8.5%。其中，71人用中医介入治疗，1人死亡；46人用西医介入治疗，9人死亡。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非典病人，无一例死亡，0%。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钟南山当时从《伤寒论》得到启发，典型的大青龙汤症用大青龙汤治疗，最后取得成功。可见，几千年来传承的中医药方，也具有着实践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和科学性。那些不理解中医，不理解古药方的人，凭着个别例子，大肆否定古药方背后的科学机理，可以毫不客气的说，那是在混淆视听，是把人类的健康和未来当做儿戏的行为。
第三，古药方的价值绝不止于治病本身。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在此意义上，相比于西医，古代中医药方具备其独特的优越性。首先，其贯彻着“治病和养身”理念。中医强调“是药三分毒”，故而在配药时特别考虑人的体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东吴群儒辩论时，举了一个沉疴之人需先调养恢复体力，再猛药治愈的例子。相反，西医则并未考虑这类因素。比如使用抗生素，就如同地毯式轰炸。明明是身体某个部位出问题，却把身体都“炸”了一遍，长期下来，身体能不出问题么？SARS期间，采用西药治疗的患者，在治愈后，有许多都出现了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但用中药治疗的患者却没有后遗症。中国顶级西医华益慰在临终前曾接受西药治疗，最后感慨一句“手术很成功，但人要死了。”试问在未来，谁愿意在忍受疾病的痛苦的同时又忍受治疗过程的痛苦？中医药方虽说不能完全消除治疗的痛苦，但其的确能缓解其痛苦。因此，我们可以展望中医充满前景的未来。其次，中医古药方不乏日常养生的方子，并且该类方子越来越切合现代人的需要。部分眼光独到又有魄力的企业通过古药方开发养生产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如，陈李济的乌鸡白凤丸等，六味地黄丸等。综上所述，发掘中医古药方不仅能给病患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还能能深入开发养生等衍生功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四，中医古药方的不科学部分可以通过现代技术鉴别等手段提前发现、及早剔除。许多人死揪着中医中一小撮“不科学”内容不放，殊不知，对待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协助我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扩大中医古药方的使用用途。比如，长期饱受批评的“马兜铃”，它真的伤肾吗？现代生物技术其实已经得出答案：如果在单味大剂和长期低剂的情况下，它的确会伤肾。但在中药方剂中，它能起到鼓动肾气排除肾寒的作用，起到护肾和暖肾的功效。所以，以正确态度对待中医，借助现代技术克服其不合理性，中医古药方能起到的作用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并能创造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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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什么说《聊复集•怪症汇纂》能达两亿？
在对中医古药方的有效性进行论证后，我们回到本次争论的对象本身：《聊
复集•怪症汇纂》是否能达两亿？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聊复集•怪症汇纂》的药方有庞大的市场前景。首先，该手稿虽名为“怪症”，但我们发现：该手稿记载的很多病例，在当下社会已经是相当普遍。如“肿瘤”、“癌症”、“尿血”、“猝死”、“黄疸（肝炎）”、“性病”、“房后疲倦”、“羊癫疯”等。以肝炎为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20亿人携带肝炎病毒，其中有17.5%患者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肝病。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我国每年报告甲肝发病2.2万例，戊肝发病2.7万例；全国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者约9300万人，每年乙肝新发感染者仍然超过10万人。在治疗肝病的过程中，中药呈现了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为肝炎都是因为感染病毒而发作（部分是药物导致），中药则以草本植物为主，本身不会携带肝炎病毒。而《聊复集•怪症汇纂》出自医术水平极高的清嘉庆御医汪必昌（被收入《中医人物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其药方在治疗肝炎方面大概率必然要优于一般的治疗肝炎的中药药方。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该书记载的药方，具有庞大的市场前景。其次，该手稿所记载的相关药方，还适合进一步开发“养身型”快速消费品，如开发“清凉饮料”，“护肤品”，“护发品”等。可参考市场已有之案例，如陈李济在推出“乌鸡白凤丸”和“咳喘顺丸”后，也接着开发“陈李济金板兰润喉糖”，“陈李济胖大海润喉糖”等，收益颇丰。综合起来看，《聊复集•怪症汇纂》上所记录之药方能够满足企业多方面发展的需要，有助于企业形成一系列品牌，带来巨大的综合效益。
第二，《聊复集•怪症汇纂》记载药方数目极多。或许大家会说，这算做什么理由？其实只要大家仔细思考，就能明白。首先，该手稿记录药方总计778个，覆盖范围广，有利于多类型、多渠道的产品开发，进而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风险。不仅如此，此稿本还能够形成品牌效应。试想以后若有一系列主打“汪必昌XXXX”的医药保健类专利产品，其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该有多大？其次，我们也说过，古代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于糟粕，肯定是要去掉的。而药方这么多，我们即使去掉五分之四的药方不使用，仍能剩下155个药方。这仍然足够形成一个庞大的系列。2010年-2016年，中国医药制药行业净利润率均超过10%，且有上扬态势（数据来源：Wind金融终端）。我们做个简单计算：假如最终开发50个药品，每个药品只要实现营业额4320万就可收回成本。仍然以肝炎为例，2015年我国重点城市公立医院肝炎用药市场用药金额为74.30亿元。只要当年该产品市场占有率为0.5%，就可以达到4320万的目标。所以，这个稿本估价2.16亿人民币，完全是合理的，甚至还有较大的上涨空间。
第三，在产品开发与推广之外，《聊复集•怪症汇纂》这一御医稿本、孤本还拥有其他开发途径。目前，“互联网+医疗”是医药健康行业抢夺未来的一个制高点。《聊复集•怪症汇纂》则可以极好地与“互联网+医疗”相对接。其涉及范围广，相关病情、病因、处方、剂量等记载详细，适合构建互联网诊断咨询系统，给关注自身健康的人提供就医和保健的参考。除此之外，还可以据之开发相关中医药学生的学习与培训考核系统。当然，它不仅仅有经济收益，还有其他社会效益。比如，可以填补学术界对御医研究的空白，也带来了特殊的收藏价值等。
第四，《聊复集•怪症汇纂》的背后，是传承千年的中医文化。一个成功的产品背后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就是保证其拥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的关键。国内许多药企，不仅重视产品开发，也重视文化挖掘。如，同仁堂倡导的“皇家品质文化”，京都念慈菴倡导的“孝道文化”（当初，杨孝廉为治母亲之病，到处奔波，后终从名医叶天士处获得川贝枇杷露的药方，其后人在北京做药，故命名为“京都念慈菴”）。再看看反面的例子，国内不少假托古方之名的药物，都是昙花一现，那是因为其背后的文化空洞无物。回到《聊复集•怪症汇纂》本身，其背后的文化有哪些呢？我认为，起码有四点：其一，御医文化，这代表“皇家品质”。其二，孝道。据考，汪必昌最初是为治母病而弃文从医，后成材。其三，严谨认真。相比于某些不正当途径进入太医院和某些走中庸道路的医官，汪必昌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医德：严谨认真。早年他的主要经历就是四处行医游学，后因确有真才实学而得以进太医院；其次，他在太医院任职九年之久，并受到嘉庆帝的封赏。试问，假如汪必昌不严谨认真，他如何保证自己在九年时间中不会因为没有治好皇帝的病而被问罪？其四，治病救人的医者仁心。汪必昌其书主要记载的是怪症，且他本人还是为皇家诊脉的御医，这就注定在当时该书即使能发挥作用也比较有限。但作为医者，汪必昌如此耗费心力以对少数的怪症患者，这本身岂不就是医者仁心的表现？相比与于现在社会上的医疗风气，汪必昌手稿表现出的“医者仁心”文化，无疑是一股清流，能给患者带来亲切感，信任感，最终也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
综合以上看法，我们可以看到，《聊复集•怪症汇纂》无疑是一座宝库，它的价值远远不止2.16亿元人民币，还有着更为深远广阔的经济社会意义。
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反驳《清朝御医手稿值两个亿？别胡扯了》中所宣扬的错误论调，更是为了让这本手稿的真实价值能被更多人所知晓。笔者在本文中想要传达的，更重要的是一种客观对待文化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并没有必要把汪必昌的手稿吹到天上，但大家也不能在不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把它乱棍打死。笔者是在对中医古药方有效性和《聊复集•怪症汇纂》本身做了系统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出发，科学地、客观地得出其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这一结论的。笔者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聊复集•怪症汇纂》定能成为中国中医药事业的一张名片，为更健康的世界、更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
2017年11月2日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