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忘与推崇 : 日本“良宽热”的背后 | 何震宇
一、良宽的身世和“良宽热”的由来
良宽(1758-1831)是日本江户时期的禅僧,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越后国(今新泻县)出云崎橘屋山本左卫门泰雄(俳号以南)的长子,幼名荣藏,后名文孝,字曲。父亲以南有汉学的知识,良宽11岁入私塾,学习汉学。18岁在光照寺从玄乘法师参禅,削发为沙门。22岁时曹洞宗圆通寺的国仙和尚来到越后,为其受戒,法名大愚良宽,后随国仙在玉岛圆通寺修行了12年,国仙圆寂之后,良宽云遊日本各地,38岁时回到故乡越后,倾心研究《万叶集》和中日古代名家的书法。1831年,因腹泻病卒于岛崎。著有《草堂诗集》、《法华赞》、《法华转》、《良宽禅师歌集》等。
在良宽的身世中,有许多反差极大的谜团,至今令人费解。比如他曾是神官家的长子,却选择了出家的路;他曾是曹洞宗圆通寺的大忍国仙大师的得意弟子,大忍国仙认为良宽十分聪慧,不但精研佛学,具有超脱的诗人风范,日后必成大器,曾选定他为传钵之人,并赋《印可之偈》:“良也知愚送转宽,腾腾任远得难看。为附山形烂藤杖,到处壁间午睡闲。”
但在大忍国仙圆寂之后,圆通寺的方丈席位落到了师弟玄透和尚手中。良宽被逐出禅寺,从此浪迹天涯,云游四国、九州,后半生则完全与宗门断绝了关系,反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回到故乡越后以后,住草庵,行乞食,孤独清贫而落拓自在,到了古稀之年还有活泼的童心,常常和儿童一块嬉戏,自以为“无心逐俗流,任人呼痴呆。”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俚俗故事。
在良宽去世后的近五十年时间里,他无疑是一位被淡忘的人物。我们在当时各类佛学典籍和书法辞典中都难以寻觅到他的名字。虽然现在有的谜团被逐步的解开,但良宽对于正统的书法史和佛教史,无疑是一位若即若离的神秘人物。明治年代,他的作品才逐步得到大家的喜爱,而他本人由于出现在一些俚语民俗的故事中的高尚人格,逐步成为人们爱戴的一位高僧。直到昭和初年出版的《曹洞宗全书》中才收入了由藏云编辑的《良宽道人遗稿》,于是有关良宽的基础资料慢慢的被挖掘出来。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位一生清贫而孤独;住草庵,行乞食,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却能容膝易安,不改其乐的慈祥老者。
良宽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原因是在他的诗与和歌中,所展示的是一种让读者感到胸襟清净的乐观情绪,使人心情舒畅。同时他的作品价值还体现在一种自觉不与当时的主流价值一致的而带有独创性的新的地区文学样式。良宽的研究者柳田圣山认为他是一位空前的人物,他一无所有,地位、财富、权力,这些为世人所看重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仅仅是一个靠乞食为生的化缘和尚,一个靠他人同情而勉强生存的无为之人。然而他的道德人品却是如此清静高雅,让人觉得舒心愉快。他的诗歌创作“甚至包含着新的历史性”[1]。
到了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日本文化界掀起了一股“良宽热”,在良宽的家乡出云崎,人们修建了“良宽纪念馆”,良宽生前居住的阴暗湿冷的“五合庵”成了人们缅怀良宽必去的圣地。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良宽研究会”,出版了大批有关良宽的研究资料。良宽的书法作品,也于昭和三十五年被评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日本当代著名的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先生更是将这股热潮迅速传播到了整个世界。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文学院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文章通过日本江户至平安时代几位佛教禅宗诗僧的作品,剖析了日本现代文学的渊源和发展,阐述了日本人的自然观和宗教观。文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诗僧良宽的诗歌、书法成就,尤其是良宽颇具大美的宗教思想:“秋叶春华野杜鹃,安留他物在人间。”充满了对人生虚无的本质以及追求自然的理性思考[2]。由此而发,良宽迅速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而随后“良宽热”也是一浪掀过一浪,历经二十余年而不衰。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关系逐步正常化,代表日本文化的良宽也飘洋过海被介绍到我国,在四川省峨嵋山和江苏省镇江市,都建有纪念良宽的诗碑,使得这位倾心汉学的诗人得以在两百年后得以回到汉学的故乡,亲身感受“诗之国度”醇雅朴厚的气息。
二、“良宽热”的原因
良宽生活的江户时代,正处于日本的幕府统治的末期,一方面日本的经济、贸易、手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相继建立了江户、大阪这样颇有现代城市风貌的大都市;另一方面,天灾人祸频频发生,商人的拜金主义、庸俗的市井小民的气息正在浸染着社会的躯体。显然,良宽逸性风雅的个性与市井风气断难相合,再加上他不过是偏远乡下的一个乞讨僧,所以遭到社会遗忘实属必然。同样,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他的价值重新被人发现,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良宽热”的背后,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社会的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后人们重新寻找“生存价值”的心理要求。从二战以后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快速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为何生存和生活的“价值”问题不断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日本文化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为了迎合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寻找生存价值的需要,人本主义者主张实现自我价值、强调挖掘人的潜能;为了减轻社会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社会学者则提出个人应该回归自然,以“宗教性的怡然来消除自我奋斗的焦虑与恐惧。”[3]此时人们将目光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良宽身上,这个距离我们今天不过150余年的禅僧,他的人生经历与艺术创作无一不闪烁着人性最本真的光芒,当代人从良宽身上,吸取到了无穷的营养。“生涯懒立身,腾腾任天真。囊中三升米,炉边一束薪。谁问迷悟迹,何知名利尘。夜雨草庵里,双脚等闲伸。”这种受到禅宗影响下产生的空寂的审美倾向,由自然成为悟道的媒介,极易打动当代人心灵;良宽的书法,宁静肃穆,具有“笔致超群、脱俗柔媚”的格调;而良宽的身世凄苦更加扑朔迷离,虽历经艰难病苦而终不改其志。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迷茫在现代社会灯红酒绿的人们选择良宽作为“精神良药”成为一种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于良宽生前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此时的“良宽热”更加具有一种文化的“良心发现”的味道。
其次,良宽的诗歌、书法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无愧于他那个世代的代表,其价值无人可以代替。日本的传统审美趋向于禅的空寂与枯淡, “空寂”的日语语义为幽闭,孤寂,贫困。良宽的作品正具有这种禅宗影响下产生的空寂的审美倾向,是日本文化艺术创作中的不可多得的珍宝。我们今天评价良宽的书法艺术,常常会引用到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平生最不喜者,书家的字、厨师的菜、诗人的诗。这个观点,颇有些惊世骇俗的味道[4]。
然而良宽一生又都在吟诗写字,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而且,从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良宽的真迹来分析,他在年轻时是狠下过一番苦功的。良宽的书法创作,不但受到怀素草书以及小野道风的影响,更受到八大山人等明末僧侣书家的影响,作品中充满了简淡超逸、不食人间烟火的禅意。由此看来,良宽所不喜的是缺少内涵的表面文章,是没有天然意趣的空洞技巧。他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不断锤炼着他的灵魂,虽历经沧桑,却毫无庸常的思想和俗念。他的作品,看似不经意,其实意味无穷。看似有违传统,其实充满创造。或许正是这种超越作品之上的惺惺相惜,使得明治时期的大作家夏目漱石在病中依然对良宽的书法情有独钟。据《漱石全集》记载,1914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太想要良宽的作品了,真的很难弄到吗?”一年多以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而欣喜无比。
三、“良宽热”对当代书坛的有益启示
晚年的良宽,孤独的栖居于岛崎的木村家,而年轻美丽的贞心尼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和歌,使得良宽摆脱了晚年的孤寂。贞心尼是为良宽晚年生活,染上生命之彩的女性。而良宽获贞心尼如此年轻纯真的心,便情不自禁地低吟起爱情诗歌来:“望断伊人来远处,如今相见无他思。”这个情节是让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到良宽作为艺术家的特有的浪漫气质。
良宽虽然早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独特的经历和书法风格注定他将是人们谈论的话题。甚至可以说,当代社会一天无法克服高度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饥渴,人们就会将良宽的精神世界作为寄托心志的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宽热”还将持续很久。显然“良宽热”对于我们所面对的热闹的书坛,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艺术欣赏者的情趣变化是良宽书法价值重新被发掘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向社会各个阶层传播扩大,欣赏者的情趣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作品、艺术家的评判。良宽的书法,超越了书法本体的技法审美,具有直击人内心的力量,欣赏者随着良宽的书法,便会不自觉地为他所特有的艺术情境所打动。看似不讲究技巧,但又似乎技胜一筹;看似不经意,但又意味无穷。高蹈人云,逍遥自在地翱翔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天空。这样的艺术感染力,是良宽书法异军突起,获得认可的重要原因。良宽的挚友解良荣重在《良宽禅师奇话》中说道:“与师语,顿觉胸襟清净。师不说内外经义以劝善,就厨上烧火,或就正堂坐禅。其言不涉诗文,不及道义,优游不可名状,但道义化人而已。”
良宽平生寡欲恬淡,超然于毁誉褒贬。常以翰墨作佛事。书风亦颇富雅趣,他饱受生命煎熬,贫苦之至而坦然乐观的精神风貌,很值得玩味再三。书法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对书法本质的掌握。而书法的本质,就在于表现人的生命力、表现人的内心诉求。而将这种表现达到“大美”的境界,则不是每一位艺术家都可望其项背的。由此看,加强人生的修炼,从庸常而真实的生活中提炼营养,当值得每一位追求书法真谛的人思考。
我在整理良宽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这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良宽和 “良宽热”的意义会有些启发。良宽离开圆通寺后,经过数年的流浪生活,终于回到家乡,长期居住在五合庵。在这段“釜中时有尘,灶里更无烟”的独居岁月里,良宽的生活主要依靠弟弟由之和一些朋友的接济,再就是良宽从各村化缘而来粮食。其中,挚友阿部定珍给与的帮助最多。阿部家世代是村长家门第,定珍曾游学江户,精通儒学,是一位非常理解良宽的人。对于定珍的帮助,良宽虽然心怀感激,但从他给定珍的书信来看,并没有任何过分的谢意,似乎这一切都顺理成章。而且,良宽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像解良、原田、三轮、铃木、木村、山田等一批友人,他们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支持着良宽,使得孤寂的五合庵充满了一种温暖而关爱的氛围。也正是在他们的无私帮助下,才成就了良宽的诗歌、书法的创作。
这就颇值得人玩味了。今天我们对艺术家的评判,往往倚重于他所取得的所谓成绩,有时甚至是那些专门用来蒙蔽外行的成绩,而少有人去关注它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追求,更没有人去关心他获得这些成绩获成就背后的大、小社会环境。如果良宽生活在今天,他还能坚持他的艺术创作吗?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生活在他当时社会的活生生的人,如果整个社会评价衡量体系都处于一种“只问成功,不问善恶”的功利之中;如果艺术家所处的小环境都缺乏人性的关爱、无私的帮助的时候,要求艺术家独善其身实在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这种急功近利的结局就只能是作品的矫情甚至毁掉我们所从事的艺术。
良宽在生前,一定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一百五十年后尚会出现所谓的“良宽热”,依照他本真的个性,他一定会吟道:“吾何所遗,春日樱花,山谷杜鹃,枝头秋叶。”从淡忘到推崇,“良宽热”的背后,就仅仅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吗?
[参考文献]
1、《沙门良宽》——读自抄本《草堂诗集》,柳田圣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P18;
2、《我在美丽的日本》,川端康成,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P307-322
3。 《社会治疗理论与方法——后现代主义心理治疗述评》,乐国安、郝琦, [J]南开学报,1999,(6)
4。《日本古代书法经典-——良宽》,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前言
金陵名家|何震宇
何震宇,江苏南京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标准草书社社员、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顾问、南京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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