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梅收藏的囚衣。 本文图片均来自北京青年报“深一度”
搬家的时候，丈夫没把陈玉梅“收藏”的100多件囚服带过来，他觉得那东西实在晦气。
陈玉梅舍不得，她认识每件囚服曾经的主人。当他们走出高墙之后，便把一段不愿再提起的过往封存在了陈玉梅这里。
年幼时小儿麻痹落下了残疾，一道道大门对陈玉梅关闭，机缘之下，戒备最森严的监牢却向她敞开。陈玉梅开始了对服刑人员的帮教工作，她创立的青岛残疾人牵手帮教队已经走进过40多所监狱。
所谓帮教与说教无关，陈玉梅只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讲她曾最不愿提起的身体残疾，讲她如何与之抗争。
她对犯人们说，你们总会有出来的那天，但我在服命运的刑期，永无释放之日。
陈玉梅的帮教在监狱很受欢迎。
监牢大门向她敞开
2002年3月底，一辆小货车连夜从青岛开向鲁南的微湖监狱，车厢里躺着陈玉梅，旁边放了她的轮椅。
一路奔波，陈玉梅的心里也是忐忑。几十年来，她一直谨慎地与外界接触，如今却要把残疾的身体，展现在一群被囚禁在高墙内的犯人面前。
生在青岛李沧区，八九个月大时，陈玉梅得了小儿麻痹。“四肢跟面条一样，晃晃荡荡的。”
父母带着她四处求医，总算让胳膊恢复了正常，但双腿已经变形，不再有行走的可能。到了上学的年纪，陈玉梅还在家里躺着，她想：自己这样，就不该活着。
陈玉梅开始“自虐”似的练习爬行，从卧室爬到客厅，两个胳膊蹭的都是血痕。这样也还是不敢出门，怕被人看了笑话。又过了一年，陈玉梅学会了“蹲着”走，手握住脚脖子，拼命往前拽着。她心里舒服了不少，虽然和人说话时还是仰视，但总归拉近了距离。
终于，陈玉梅也进了学校，和妹妹一个班级。上学路上，她宁愿让妹妹背着，也还是不愿意把辛苦练成的“蹲行”展现在别人面前。
学习成了对她的慰藉。陈玉梅很用功，努力想用成绩找回与别人的平衡。读到了高中，她早上5点多就到学校，为的依然是不让别人看见自己蹲着爬楼的样子。家里人嘱咐，爬得时候千万别往后仰，“摔了脑袋，再变成个傻子。”
身体上的缺陷带来了心理上的封闭，毕业之后，陈玉梅进了福利工厂，她的生活圈子也依旧在残疾人群体里。
陈玉梅喜欢写作，开始给报纸投稿，这也成了“保护膜”。她能躲开人们看自己时的异样眼光，又有了自己价值的体现。陈玉梅写残疾人在生活中的遭遇——谁被家暴了、谁在单位遭遇不公，靠着一支笔为人“出头”。
知道她热心，一个残疾人朋友找来，讲了女孩婷婷（化名）的故事，希望她能帮帮。婷婷得了白血病，为了给孩子治病，父亲王贵同盗窃钢筋、被判了重刑，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窘迫。
陈玉梅去看了婷婷，把她的故事投稿到当地报纸上，呼吁人们的帮助。她自己也常去探望，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婷婷最终还是因病去世，陈玉梅又写了篇稿子发在报纸上。婷婷的母亲把报纸在孩子的坟前烧了，又寄了一份给监狱里丈夫王贵同。
陈玉梅还想为这家人做点事情，正好2002年3月，监狱举行亲情帮教活动，她便陪着王贵同的妻子一同前往。一位残疾人朋友那时做着废品回收的生意，要去微湖监狱的所在地送货，她们搭上了趟顺风车。
“我为什么要去？我去了能做什么？”一路上，陈玉梅还是嘀咕，她本来最不愿展露的就是自己残疾的身体，如今却要出现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
一夜过后，车子到了监狱门口。陈玉梅感觉很奇妙，升学、就业，那么多大门都向自己关闭了，但戒备最森严的监牢大门却向自己敞开。
在陈玉梅的陪同下，王贵同夫妇在监狱相见。
讲台下的兄弟
亲情帮教本来是项常规活动，微湖监狱的副监狱长刘海涛说，这本意就是想把一些服刑人员的家属请过来，用亲情的力量帮助改造。
妻子把陈玉梅写的文章寄到监狱里，王贵同看了后四处传阅。狱警也看见了文章，问作者是谁，王贵同也不知道。
直到会见那天，王贵同第一次见到了陈玉梅，他以为妻子结识了什么热心的“大人物”，却发现是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他想扶陈玉梅起来，但怎么也办不到。
刘海涛说，之后的帮教活动，本来是类似服刑人员家属中的大学生、退休教师这类人上台讲话，监狱看陈玉梅作为残疾人这么热心，便把她也加了进去。
台下，坐着几千人，统一的寸头和带格纹条幅的囚衣。主席台上，陈玉梅看见四周高墙上有武警把守，还是紧张。开始讲话，声音太小，狱警又加了个话筒，把音量调到最大。陈玉梅用稿纸挡着脸，偷瞄着台下的反应。
五六分钟之后，她才彻底放松下来。陈玉梅把犯人们叫“兄弟”，这是个仔细思量后的称呼。要是叫“服刑人员”，太官方、刻板了。
演讲内容没什么大道理，陈玉梅知道，犯人们已经听够了这些。她像聊天一样，说起了自己和婷婷的故事。
先哭的是王贵同，他为了给女儿治病盗窃钢筋，赶上“严打”，以盗窃国家财产罪被判了重刑。牢里和他差不多刑期的人，很多都接受了现实。但他的牵挂太多，先前是女儿的病，女儿去世之后，妻子又受不了打击，精神失常了。
讲到最后，陈玉梅专门对王贵同说了一句，让他好好改造、早点回来，有自己在，王贵同就永远有个家。
台下，几千个犯人们坐的塑料板凳与地面摩擦，细微的声响汇聚成一阵躁动。王贵同看见，周围好几个人也都哭了。
演讲之后要为生活困难的服刑人员家庭捐款，刘海涛记得那本来是个预定好的环节，由狱警们带头，有能力的犯人也可以参加，定好了是五万元的目标，还提前做好了一张“大支票”。
陈玉梅突然说，她也要捐款。女狱警推着轮椅，把她送到了捐款箱前面。这是那次帮教活动的最高潮，有犯人不顾“纪律”，站起来鼓掌。
事后，王贵同成了同监区被羡慕的对象，狱友们都想，自己的家乡也有人能来看看就好了。监狱里原本就是个压抑的地方，老犯人和隔了两三年进来的犯人根本聊不到一起。“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谁都怕被落了下来。”
刘海涛也琢磨着为什么陈玉梅的帮教效果会这么好。他觉得，那个年代的服刑人员是非观念其实很强，总担心会被歧视。残疾人是“身残”，他们是“志残”，正好有了共鸣。“陈玉梅让他们看见努力后的改变，而且社会上也还有人在关心着他们。”
微湖监狱的帮教结束之后，陈玉梅正式成立了青岛残疾人牵手帮教队。她清楚自己的价值，要展现自己曾经避之不及的身体残疾，以及如何与这种缺憾争斗。
之后每次再去监狱帮教，陈玉梅还是会讲起和婷婷的故事，也会讲起，自己如何学会爬行、蹲着前进，以及第一次蹲着出门时，被人笑话“像一条狗”。
她对犯人们说，你们终归会被刑满释放，但我在服命运的刑期，永远没有被释放的那天。
帮教活动中的陈玉梅。
嚷嚷自杀的犯人
服刑人员自杀是监狱管理中总要面对的问题，有时，陈玉梅的出现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女犯马虹（化名）在一次帮教中和陈玉梅结识，两人有了书信往来。她也喜欢写作，想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常跟陈玉梅讨论写作技巧。
“她说要见你。”一天，陈玉梅突然接到监狱电话，马虹要自杀。先是撞墙，被摁在床上后，又要咬舌，最后只好用器具把她的上下牙齿固定住。
赶去监狱时，陈玉梅特意穿了件带梅花刺绣的衣服，她知道马虹也喜欢梅花。两人见了面，马虹扑到陈玉梅怀里哭起来。她是因为贩毒入狱，同案的还有丈夫的妹妹。马虹揽下了大部分责任，丈夫很感激，曾说会等她回来。却不想，如今变了心，有了离婚的念头。
马虹明白陈玉梅穿这身衣服的意思，是希望自己有寒风中梅花的傲骨，她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之后不久，陈玉梅特地把一件同样款式有梅花刺绣的衣服寄到了监狱里。
有时候，陈玉梅也要讲起自己的经历，尽管那是一段她最不愿提起的日子。
20岁年纪的时候，陈玉梅已经高中毕业，她又回到每天躺在床上的生活。同龄人要么加入上山下乡的大潮，要么顶替父母进了工厂。“我又成了个没用的人，动了想死的念头。”
那时，陈玉梅家住在厂区的家属院，她去医务室要安眠药，医生问她做什么，她说是蹲着走头晕睡不着。隔几天就去要一次，陈玉梅攒够一杯子安眠药。幸好在吃的时候，被母亲及时发现了。
为了让台下的犯人们明白自己的感同身受，陈玉梅努力回忆着那时的每个细节，她是如何自杀、如何实施，以及如何找回活下去的念头。讲完之后，陈玉梅说：“我现在心里像揭开道疤一样疼。”
台下，一个犯人站起朝她抱拳，“我的心里也很疼。”跟着，一片犯人齐齐得抱起了拳头。
帮教活动。
渡过罪海的“船”
陈玉梅对女犯的帮教信心差些。如果面前是男人，她以自己残疾人的身份、又是个女人，总能打开对方柔软的一面。如果帮教对象是女性，优势多少会有些削减。
第一次见李萍（化名）时，陈玉梅就怕自己“镇不住”她。李萍曾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后来因为“挪用公款罪”入狱，母亲也因此急的得了重病。李萍态度消极，叫嚷着“随便判我吧”，和狱警口角后被关了紧闭。
两人第一次见面，气氛却比陈玉梅想象的融洽很多。“咱们有缘分，就像姐妹一样聊聊天吧。”
李萍承认了自己的“心结”，她担心爱人已经变了心，而且儿子对自己的态度明显改变，一直没来探监过。
丈夫和儿子，陈玉梅明白，这是对女人最重要的两个人。
她们聊起各自的家。
陈玉梅和丈夫刘华保在20多岁时候认识，起先是刘华保欣赏陈玉梅的文笔，之后两人有了感情。但这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连陈玉梅的父亲都把刘华保约出来见面，质问他：“你是不是在拿我的女儿寻开心。”
两个人顶着压力结了婚，陈玉梅又不顾医生的劝阻，冒险怀孕，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为了打开李萍的“心结”，陈玉梅试着联系了她的家人。所谓丈夫“变心”只是她想多了，但儿子心里确实有个拗不过来的弯：“妈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陈玉梅只能试着劝他，母亲也为不能给他更好的教育而自责，“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
李萍和陈玉梅保持着书信往来，她想起自己身在要职的时候，周围环绕的各色人等，更感激陈玉梅此时的帮助。两人留下了厚厚一叠信纸，她把这比作帮自己“渡过罪海的船”，还让陈玉梅留好写信用光的十多个笔芯，以作纪念。
陈玉梅参加帮教活动。
被收藏起的囚服
今年9月初，陈玉梅参加了一场婚纱照的拍摄，男方也曾是她的帮教对象。小伙子因为“过失伤人”入狱，陈玉梅帮着说合他的女友，留住了这段姻缘。
陈玉梅信奉“最朴素的正义感”，小伙子在监狱时总对她很礼貌、帮着推轮椅，陈玉梅因此觉得，他本性不坏，一定能改过自新。但对有些人犯下的罪行，陈玉梅却不能释怀。
一所监狱组织服刑人员在中元节给去世亲人写信，由陈玉梅代笔。一个犯人讲起自己因为嗜赌，把患侏儒症的妹妹卖给卖淫团伙，最后妹妹自杀的事情。他说自己匍匐在监狱里为自己的罪责悔过，希望能从魔鬼蜕变回人。
陈玉梅说，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努力控制着情绪，依然浑身颤抖。“我只希望这种人能把牢底坐穿。”
青岛残疾人牵手帮教队成立十多年，去过四十多所监狱进行帮教，丈夫刘华保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背扶包括妻子在内的其他帮教队成员。但他不能接受的是，陈玉梅“收藏”了100多件囚服。搬家时，他特意没有带上。
陈玉梅却舍不得。这“收藏”的缘起是，在接一位帮教对象出狱时，他把囚服脱下来扔在地上、狠狠的踩了几脚。看到远处站的陈玉梅后，他突然又把囚服捡了起来。“您愿意把这衣服收下，作为我蜕皮后的破茧而出的见证么？”
按规定囚服不能被带走，在征得监狱方面“特例”同意后，她才收了下来。此后，交到她手里的囚服越来越多。
王贵同也获释出狱了，他得了尿毒症、每周要化疗三次，妻子的精神也没能完全复原。逢年过节，他都要登门来看看陈玉梅。尽管日子过得不算顺，但他终究离曾经囚禁自己的那堵高墙越来越远。
有了陈玉梅帮教队的经验，微湖监狱这几年也尝试着把更多社会人士请进监狱开讲座。一次，省里一位著名主持人来参加活动，问开场白该如何称呼，刘海涛想了想说：“就叫大墙内的朋友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