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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55岁大叔扮乾隆皇帝骗走深圳富婆4000万”的新闻，让国人大呼狗血——该男子声称自己是乾隆皇帝，吃了长生不老药，“掌握着大清皇家的大量资产”。另据媒体梳理，类似案件近年来层出不穷，各种“公主”、“格格”、“清室后裔”均声称自己手握巨额“皇族遗产”，以需要解冻为饵，先后成功诈骗他人。 若是对清亡之后，爱新觉罗皇室私产的去向稍有了解，或许就不会掉进这种低级的骗局之中了。
清帝退位时，皇室所拥有的私产，规模确实极为庞大
1912年2月9日，经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清廷皇室三方磋商，达成一份《清室优待条件》。其中规定：清帝退位后，1。皇帝尊号不废，中华民国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2。岁用400万两（元），由中华民国拨付；3。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4。宗庙陵寝奉祀不绝，由中华民国设卫兵保护；5。德宗（光绪）陵寝工程及奉安典礼照旧，费用由中华民国承担；6。宫内人员可继续留用，惟以后不可再招阉人；7。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8。皇宫禁卫军归入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员额俸饷如旧。
略言之，1912年清帝退位之际，其主要私产包括：皇宫内藏物品（文物、银两、日用品）、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内藏物品、盛京行宫（今沈阳故宫）内藏物品，颐和园以及数量不明的皇家庄田（内务府始终没有搞明白到底有多少皇家田庄，很多田庄被庄头私自卖掉，内务府也无可奈何）。
宫内藏品中，最具价值的乃是数量浩繁的文物。这些文物，大部分是自民间搜刮而来，尤以乾隆时代之搜刮最为有力。仅以法帖名画为例——康熙年间，宫廷所藏法帖名画，主要来自臣工的贡献；宫廷鉴赏能力有限，高士奇等人甚至敢做出保留真迹、以赝品进贡之事。至乾隆时代，法帖名画渐渐聚集于可数的民间巨富之手，反给了乾隆搜尽民间法帖名画的便利。据美术史家、博物馆学家杨仁恺总结：乾隆往往可以只凭一道谕旨或少许代价，即可将海内收藏名家辛苦数代积累的藏品，收归 宫中，“总之，客观条件对弘历有利，加上他对书画的占有欲特别强烈，于是清宫所积累的法书名画日盛一日，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大都归于内府收有 了。……乾隆以后的书画积累明显下降，因为民间流传的名迹已先后集中于朝廷。……清内府的庋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 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如此，当不难想象皇宫藏品中文物之丰富及其文化价值之大。这些文物，理应属于全体国民而非爱新觉罗一姓。但在1912年， 因国际形势险恶（主要是俄日欲趁机渔利），南北双方都希望清室能够尽快和平退位，故在商定《清室优待条件》时，无暇将皇宫藏品中的文物从皇室私产中剥离出 来。
很快，民国政府就发现这是一个重大失误。1912年12月，熊希龄出任热河督统，发现热河行宫内各种古物倒卖严重，遂呈请袁世凯，请求整理避暑山庄中之古物，将其运至北京，以一定的价格从清室手中买断，交博物馆收藏。袁批准此议。
自1913年11月至1914年3月，民国政府共从热河行宫、盛京行宫，各运输古物11万余件至北京。但因为民国政府没有钱支付给清室，直到1916年9 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在给总统黎元洪的呈文中，仍不得不承认：“文华武英各殿所陈列之古物，均系清室私产，共七十余万件，估价约五百余万元。本拟由政府备价 收归国有，徒以财政支绌，迄未实行。”
既然民国政府承认这些陈列品仍属于皇室私产，清室也毫不客气，“东海珠制成手串”、“钻石宝剑二具”等诸多文物，先后被清室内务府取走。
最糟糕的是清室为了筹措日常运转经费，常常变卖所藏文物，而且多流入外人之手。如1922年，溥仪曾拟将《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以筹措结婚经费。文化界对此虽愤慨万分，也只能徒唤奈何。
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告终，对清室怀抱同情的总统徐世昌辞职。溥仪心存恐慌，开始筹划偷运宫中文物，溥仪选择的偷运方式名曰“赏溥杰”。据参与其事的溥佳（溥仪堂弟）披露，具体操作方式是这样的：从1922年起，我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详细数字记不清了）……全部存在13号路166号楼内。
1925年依据“溥仪赏单”等资料核对统计，溥仪此番总共偷运出历代书画手卷一千多件，册页、挂轴两百多种，宋元版珍贵图书两百余本。
溥仪被逐离皇宫时， 带走的私产，主要是银两和日用品
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政变，曹锟辞去总统职务。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召开国务会议，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立即搬出皇宫。
11月5日，溥仪被迫搬离紫禁城。宫内尚存的绝大部分关乎历史与文化的文物，被保留了下来。交由溥仪带走的主要是珠宝、银两、日用品等私产。其中银两一 项 共计十一万余两。除留下数颗篆刻有福禄寿喜字样的元宝以供展览之用外，“清室善后委员会”将余数全部交给了溥仪。但藏在溥仪行李内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和仇十洲《汉宫春晓图》被搜出并扣留了下来。敬懿、荣惠两太妃出宫时，她们在宫中所存银两三万五千三百两及衣服、用品、家具等，也都全准带走。
1925年2月，溥仪逃往天津，定居于日租界。此时其所能依赖的财物，主要是之前以“赏溥杰”的形式秘密偷运出来的故宫珍宝。其中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伪满洲国覆灭， 溥仪沦为俘虏，皇室资产归零
在天津期间，溥仪继续靠变卖文物维持日常开支。不过手笔已远不如在皇宫之日阔绰。据溥仪自己讲，1924年5月31日，内务府曾一次性与北京盐业银行做过 一笔金额高达80万元（银元）的交易，溥仪提供的抵押品包括共计重达11万余两的16个纯金钟，共计重达1万余两的皇太后、皇后金宝、金册、金宝箱等，珍 珠1900余颗，宝石180余块……这样规模的交易一年会有好几次。 天津七年，溥仪究竟卖掉了多少珍贵文物，已不得而知。1932年溥仪潜往东北时，手中仍有“法书名画1300件，约30箱；法书名画册页40件，共4 箱；书画挂轴31件，装1箱；宋元版书200部，装31箱；殿版书装3箱；大金库两个，内装皮匣两个，手提小金库30余个；皮货200件，装8箱。”至 1935年，这些文物始秘密运往长春伪满皇宫。
1945年日军投降。溥仪从这70余箱书画中勉强带走了10余箱，在通化大栗子沟，曾用部分文物向当地百姓换取食物，搭乘飞机赴沈阳时，又因载重只选带了 两皮箱书画和珍宝；抵达沈阳机场后，被苏军俘虏。丢在长春的文物，遭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哄抢，很多传世名作被撕抢成数段乃至粉碎。被苏联收缴的两皮箱珍 宝，1949年后曾还给中国一部分，其中有《清明上河图》。在苏联做囚徒期间，溥仪利用箱子的夹层、暖瓶、肥皂等，仍藏有小件宝物如珍珠、钻石等数百上千 颗。 以上，乃是大清灭亡后，爱新觉罗皇室的资产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如此清晰，自是绝无可能存在什么“后裔”、“格格”仍手握藏宝图，拥有巨额“皇族遗产”之 事。至于吃了长生不老药300岁的乾隆皇帝，如果有人信，那只能是智商问题。①3
摘自《大河文摘报》
来源：南阳晚报*南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