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出版的《孙氏家族一脉》
孙霄（中）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活动中接受媒体采访。
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的《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
他曾促成孙中山家族文物落户深圳，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和《孙氏家族一脉——孙中山爱女孙婉人生探析》等著作。从半坡博物馆到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他用20年时间完成了6000年的历史跨越。
孙霄，1977年由一名知青被招进西安半坡博物馆，那一年既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也是孙霄文博事业的起点。1998年，孙霄参加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并在开馆后担任馆长，终于圆了他调来深圳后一直维系在心中的博物馆之梦。
从“半坡”到“中英街”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西安半坡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您1977年进入该馆，那里是您博物馆生涯和学术研究的开端，请您介绍一下半坡博物馆的情况。
孙霄：1977年3月15日，是我走进半坡博物馆的第一天。刚上班我们便受到馆长的接见；领导勉励的话虽然不多，但“好好干”三个字记忆犹新。 记得第一个月发薪水，心情特别激动，领到的一个小牛皮信封中装着29.8元，钱虽不多，大家都没有怨言，能按月领工资比知青强多了。最初的工作就是观摩老 讲解员讲解，反复听讲和揣摩，有点鹦鹉学舌的感觉。半坡村距城约15里路，博物馆周围除了两个工厂基本上是一片荒芜。当时半坡馆的学习风气很好，在老同事 的感染下，新工作的讲解员开始“补课”。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博物馆在我国是舶来品，它进入中国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近40年的文博生涯中，您觉得博物馆的理念在中国有没有发生变化，它对您个人有何影响？
孙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六七十年代，博物馆的性质和任务是“三性二务”，“三性”即是文物和标本的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 “二务”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那时，我国的博物馆观念受苏联影响较大。比如：负责对外讲解接待的部门被称为群工部，之后，改为宣教部。如今教育 推广和服务职能得到强化。在半坡，除了保管部我没待过，其他业务部门都干过，这种实践，使我对博物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学术研究是博物馆的一项重要工作，没有研究，讲解就不够深入、生动；没有研究，展览就无法实现其科学展示的目标；没有研究，馆藏文物就失去意义。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一种看法？
孙霄：您讲得很到位。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时候，我曾参加班上关于博物馆学的一场讨论会。当时，全班有69位同学，来自国内各大博物馆。针对个别同 学忽视馆藏文物研究的观点，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不少博物馆把文物长年存放在库房里，只保管、不研究。如果不研究，这些文物都是“死的东西”，无法在博 物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的发言受到任课老师、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宏钧馆长的赞许。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经过人民大学的专业训练后，在半坡博物馆已经有了不错的发展前景，为什么还要想到调离呢？您是哪一年到深圳的？
孙霄：离开半坡博物馆调入深圳，跟我在人大学习期间结识的黄崇岳教授有关。黄先生是广东梅县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在河南省博物馆工 作十年。他专业功底深厚，知识渊博，是人民大学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也是文博班班主任。1987年，我从人大毕业后，曾留校筹备校史展览。有一天，黄先生问 我想不想去深圳发展。那时他已应聘了深圳博物馆馆长一职。当时特区对我是一个新鲜名词，深圳是一座富有魅力的现代化城市。我虽然没有马上答应，但心有所 动。1989年，黄先生已经担任深圳博物馆馆长，他写信到半坡劝我“孔雀东南飞”，当年12月，我乘火车经广州来到深圳。
按自己的想法
建一座博物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听说您心中有一个梦想，就是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设计一所博物馆。在筹建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时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建成后的博物馆与您的理想目标有没有差距？
孙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一座博物馆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个梦想是在中英街实现的，它让我感到欣慰。1998年7月，我从市文管办借调盐田区文化局，负责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工作。1999年5月1日该馆正式开馆，整个筹备建馆的工作只有10个月的时间。
筹建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最难的还是文物征集工作。经申请，区政府决定下拨40万元作为文物征集经费。但经费拨下来却需要一段时间。1998年 12月，冒着严寒，我北上京津地区去寻找展览需要的展品，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终于在天津征集了一批19世纪与中英两国有关的文物。之后，每次赴港，我都会 注意搜集香港早期的旧资料；再就是在古玩市场注意有用的旧物品。当时，我把这种能够辅证中英街历史的展品叫做“借鸡下蛋”。开馆前，通过港九大队联谊会的 协调，向东纵老战士征集了一批抗战文物和图文资料。沙头角镇委宣传部又送来了一批中英街老照片。随后，开始联系复制清代火炮，制作反映东和墟市（即中英街 的前身，当时已是新安县重要墟镇）和“一街分治”的中英警察执勤的硅胶像，以及利用声光电现代技术制作的反映英国三次割占的地图。其中，东和墟的模型由于 动手早，制作很精致，数百个历史人物和沙栏吓村落尽收眼底。
博物馆是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开馆的，不能完全符合标准；展厅是潮湿的，不利于文物的展出和保管。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遗憾。我时常自问：如果文物 展品再丰富一些，开馆的时间再延长一些，经费再充足一些，楼层的空间再高一些，对中英街的历史研究再深入一些，效果会怎样呢？话说回来，从地理位置上看， 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可以说是唯一的。中英街本来就没有什么文物，就8个界碑，也不可能搬进博物馆。博物馆不能以大小论，中英街历史博物馆的定位就是一座专题 性博物馆，开馆后受到许多专业人士和观众的好评。
促成孙中山家族
文物落户深圳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连续三年跟踪及最后征集到孙中山女儿孙婉、戴恩赛夫妇遗留的千余件家族文物，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批文物的征集情况及其价值。
孙霄：1991年，孙婉的女儿戴成功在澳门去世后，孙婉谊女司徒倩将部分文物运到美国洛杉矶存放，另一部分体量较大的文物仍留在澳门。2005 年，我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通过越洋电话与司徒倩女士取得了联系，她很快回复，愿意将700件文物捐赠给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几年之间，我与司徒倩来往电子 邮件超过100多封。她被我的诚意所感动，最后捐赠的文物数量增加到1784件（套）。市政府决定接收这批文物。期间，我曾随市文物专家组两次赴美国清点 和移交文物。
2008年，这批文物从美国空运香港，经皇岗口岸运抵深圳，直接入藏深圳博物馆。2013年9月，“静谧人生——粤港澳藏孙中山次女孙婉戴恩赛 伉俪文物联展”在深圳博物馆展出，引起市民的广泛兴趣。这批文物约分20个种类，包括照片、书信、瓷器、西洋艺术品，其中仅瓷器就有700多件。国家博物 馆季如迅研究馆员称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资料翔实，能较好地反映贞慕贞及孙琬、戴恩赛家族的生平事迹及与孙中山的关系”。为配合展览，深圳博物馆专门 邀我作了两场公益讲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孙氏家族一脉》一书，张磊先生称之为“一本内容新颖、颇具特色的好书”，2013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广受欢迎。 此书副名《孙中山爱女孙婉人生探析》，读者由孙婉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孙中山，从而打开了认识辛亥革命的一个独特的视角。据说您是由文物进入这段历史而写作 此书的，请您谈谈经过。
孙霄：2008年，我在促成孙中山家族文物落户深圳后，产生了为孙中山的爱女孙婉写本书的念头。2010年，我把写书的想法告诉了司徒倩女士，她非常支持，开始向我提供由她撰写的《孙婉回忆录》。
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生有一子二女：长子孙科、长女孙娫和次女孙婉。孙婉有过两次婚姻，在美国时与王伯秋育有一子一女，回国后又与戴恩赛结 合，再育一子一女，孙婉于1979年在澳门逝世，享年83岁。《孙氏家族一脉》一书采用了纪事本末体例，集中介绍了孙婉一生所遇大事，介绍了她与父母孙中 山、卢慕贞，哥哥孙科，两位丈夫王伯秋、戴恩赛的关系，以及她的四位子女王纕蕙、王弘之、戴成功、戴永丰。在写作时，我采用了以史证物、以物补史、实地调 查和口述历史等方法。书中采用了170多幅孙戴家族珍贵历史照片，在附录的“家族遗珍”中精选了家族部分文物图片。
（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文/图）
（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