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佳文
来源：天津日报
王津，北京人，1961年出生，1977年初中毕业接替爷爷进入故宫工作，在文物修复厂修理钟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因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而为人熟知。
印象 一生只做一件事就够
王津与徒弟亓昊楠
今年年初，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在央视播出，短短一个月内网络点击超过70万次，豆瓣网评分高达9.5。正是因为这个契机，紫禁城深处不为人知的文物修复者的日常工作，被镜头记录下来，呈现在观众面前。其中，人气最高的钟表组王津师傅，被网友称作“故宫男神”。有网友评价他说：“大国工匠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温暖而谦逊，执著而内敛。”
6月9日，第二届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幕。在故宫文物修复展区，记者在人群中发现了王津师傅。因为作为文物的古代钟表不可能带出故宫，所以王津不能和其他师傅一样在现场传习演示，他就站在观众群中介绍项目，每次被人认出要求合影，他便会回报一个温和的笑。
王津说话时有些腼腆，采访时，双手时常搓着那副金色细框眼镜的眼镜腿。他16岁进入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组，至今39年没换过工作，甚至工作室都没搬过家。再过5年他就到了退休年龄，他准备返聘留下来继续修表。他告诉记者，他常常会去故宫钟表馆，看着陈列在那里的钟表，感叹时间过得太快。
他的徒弟亓昊楠是“80后”，在来故宫工作之前，他想象中的故宫里就像电视剧那样，有一个苛刻严厉的师父，自己每天都要被训斥。但当他看到王津后，打消了顾虑，因为师父从来没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师父有点儿冷幽默，跟他学习挺有意思的。”他跟着王津学习，四处办展览，观摩，不知不觉也过去了10年。
现在，王津的儿子也子承父业，成了颐和园的钟表修复师。王津谈到儿子时颇感欣慰，他说：“儿子从三四岁开始看我修复钟表，慢慢地也喜欢上了机械。我觉得他有点儿天分，也坐得住。大学毕业后，他应聘到颐和园修复钟表藏品。”儿子修表时如果遇到困难，会随时会通过微信向父亲求助。王津有时会画出草图给儿子传过去，再发送几条语音说明。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父子之间还要交流当天的修复成果。“我很高兴他能子承父业，修钟表是‘非遗’项目，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失传。”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会不会很乏味？见过王津之后终于明白，只做一件事，他会永远保有第一次做这件事时的诚心，也就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幸福感。
初中毕业后进故宫修复钟表
记者：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上爆红，您也成为文物修复界的“男神”，这几个月您的心态有变化吗？
王津：这个片子是我们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做的文物修复专题纪录片，拍摄进行了四个半月，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故宫修复师的生活。纪录片播出后，有一次坐公交车上班，被两个年轻人认出来，他们一直看着我笑。我去加拿大休假，坐飞机时空姐偷偷问我是不是王师傅。到了国外，也被中国留学生认了出来。其实吸引大家的是我手里的钟表，不是我本人。可能大家此前很少关注钟表修复，这部纪录片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到新鲜、神奇，开始关注文物修复，这是好事。假如不是拍了这部纪录片，或许我们做的事人们都不知道。
记者：当初您是怎么干上文物修复这一行的？
王津：1977年，我从北京市九十一中学初中毕业，正准备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在故宫图书馆工作的爷爷去世了，我接到通知可以去接班工作。开始我被安排在图书馆，后来院里觉得男孩子更适合在文物修复厂工作，我就去了修复厂。
上班第一天，老厂长带我到各个工作室转了一圈。转到钟表室马玉良师父这屋，就他一个人在。他问我，你喜欢什么呀？我说，不知道。他又问，你喜欢动的还是静的？我说，喜欢动态的，好玩儿，我三四年级时拆过自行车，把链条卸下来，洗洗车轴，上上机油，觉得挺有意思。师父说，挺好。大概过了十来天，就通知我去钟表室上班了。
记者：您爷爷就在故宫工作，您小时候对故宫的印象是什么？
王津：我们家虽然不是修复世家，但确实和故宫有很深的缘分。我爷爷是故宫图书馆的馆长，爷爷的兄弟姐妹，好几个都在故宫工作。我家离故宫很近，走路也就十几分钟。小时候我常去故宫给爷爷送饭，但是他不让我们小孩儿进故宫玩儿。爷爷教育我，故宫里面都是文物，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属于公家，你不能拔一棵草、摘一朵花，不能对这里的任何东西心怀觊觎。这样的家训对我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即使面对价值连城的珍品，心中也是波澜不惊。印象中，五六岁之前自己好像就没进过故宫，第一次进故宫图书馆好像是在1974年。接班到故宫工作，虽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但我从小就感觉在故宫工作是一件非常令人向往的事。
对喜爱的工作特别较真
记者：古代钟表修复技艺是三百多年来故宫唯一没有出现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作为第三代传承人，能否谈谈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在故宫的传承？
王津：我的师爷徐文璘早年在清宫造办处“做钟处”工作，曾跟洋人切磋过手艺。他是新中国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培养了徐芳洲（徐文璘的儿子）、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四位弟子。上世纪60年代，徐文璘去世。我从没见过师爷。我的师父马玉良出生于1932年，上世纪50年代师从徐文璘。“文革”一来，师父和他的师兄弟们都散了。1967年故宫闭馆。1971年，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师父回到钟表室，成了这里硕果仅存的修复专家。他有哮喘病，身体不太好，2000年去世，享年68岁。
与师爷、师父所经历的动荡不同，秦世明、齐钢和我这三个第三代传人要幸运得多，我们始终平平稳稳在故宫做着老本行。上世纪80年代，故宫文物修复厂扩建为文保科技部，钟表室是其中一个科室。前几年，齐钢和秦世明先后退休。现在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已经传到第四代。2005年，秦世明和我收了徒弟亓昊楠。小亓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他来时我们刚修好“象驮水法钟”，大象的鼻子、眼睛全都能动，他看得入了迷。经过10年学艺，小亓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记者：您的性格非常温和，您师父马玉良先生是什么性格，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津：我那会儿拜师，已经没有奉茶、叩拜这套规矩了。学徒第一年基本不接触文物，一两年以后开始修小型钟。师父不太爱说话，但喜欢观察，心里有数，对我们要求非常严厉。他每天早晨7点半到单位，先看看我们昨天干活儿的进度，因为都在桌子上摆着。他一般不批评人，一旦批评人就会两三个毛病一起说出来。
干这行，除了必要的学历以外，还是需要些天赋。比如动手能力强、悟性高、眼神儿好、喜欢干难度大的事、不浮躁、有耐心。在我之前，师父曾经有一个徒弟，他人很聪明，报考了电视大学，白天半天时间常去听课，但学的专业和钟表修复没有关系。师父觉得人不能一心二用，学习让他分心，就让他去其他部门上班了。师父认为不适合的人就不会留。
记者：您师父也非常敬业。
王津：是这样的。我记得1982年冬天，师父带我到广州博物馆，修复故宫送给他们的钟表。广州冬天没有暖气，我们住在展厅，在被窝里冷得不敢伸脚，即使租了两床厚被子，睡到早晨被窝里的潮湿还是让人觉得难受。洗澡也没有热水，只能拿半桶冷水往身上浇。这一呆就是三个月，因为担心当时的火车运输会对已经有毛病的钟表造成二次损坏，所以放弃了将钟表带回北京修好后再运回的想法，一直在广州干到修复完工。看到师父这么敬业，自己没理由不好好干。他对钟表的热爱没办法用语言形容，宁可受罪，也要坚持，无论技艺还是态度，师父一直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记者：您如何看待“工匠精神”？
王津：我也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我觉得所谓匠心，就是对自己喜爱的工作会特别较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会去追求所谓的精益求精，不受外界干扰，不去追名逐利。这一件文物，一生可能只会遇见一次，如果不尽全力修复，对不起文物，也对不起自己。当然有时也有个人喜欢的成分。真正喜欢一件事，根本不用领导安排监督，自己总想着每天要干点儿什么，停不下来。
修复一座钟表最长要一年
记者：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展示了一座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修复这座钟的难度有多大？
王津：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是为了拍纪录片特意从库里挑出来。大部分是我独立修复，有部分合作，前后耗时将近八个月，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工作，比方说临时办展览，也要接手一些修复工作。这个钟的修复难度算比较大的，原来破损情况很严重。我们把它的机芯打开后，看到里面的机芯曾经拆过、修过，但没修好，零件扔在机芯里面，也有些缺失和损坏，塔盆上的齿轮一个齿都没有了，废渣还在钟表里。这些钟表的表演功能大于走时功能，这是故宫钟表的独特之处，表演部分不同，就意味着每座钟的机械结构也不同。故宫的钟之所以不好修，主要是因为同款的钟很少，最多有一对儿是一样的。
记者：您修复钟表耗时最长的一次，用了多长时间？
王津：10年前我跟同事合作修复过一座钟表，就是老人变戏法的那个，前后修了得有一年，而且还是两个人。那座钟有七套机芯，动力源有七个，机芯结构比较复杂，各种机械杠杆全都串联在一起，能够表演变戏法，比如小鸟出来了，频繁地换小豆子，修起来比较难。
记者：平时修复哪座钟表是怎么确定的？
王津：现在日常的修复计划基本是我们自己定的，故宫有专门的文物库房，我们一次大概提出十件左右，修完了送到另一个库房保管，再去提下一批。修复哪些，哪些暂时不修，主要是以展览需求为主，要保证展品丰富，种类多一些。
记者：目前钟表修复组只有您和你的徒弟亓昊楠两个人吗？
王津：我们钟表室人最多时也就是四个人，这几年老师傅们都退休了，今年准备再招一两个，小亓可以当他们这一代的领头人了。
记者：您收徒的标准是什么？进故宫工作其实挺让人羡慕的。
王津：故宫每年在网上发布人员招聘信息，全国都可以报名，经考试或者人事部门筛选，最后到故宫来工作。有人觉得做钟表修复工作的人性格一定内向，我倒不这么看。外向的孩子只要专心认真，也不会浮躁。我对徒弟的要求，我觉得一要心静，没有安静、宁静的心，干不了这个；二要心净，要甘于寂寞，拒绝诱惑，别刚长了一点儿本事，就琢磨着去拍卖行做鉴定师。修复一件东西，就像是医生给人治病，能干到一半儿放下就走吗？
王津说 故宫古钟表的修复与保护
钟表，作为西洋奇器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由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带入中国后，因其灵动、讨巧的机械构造以及实用性，成为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文玩，也成了西方人来华必备的“敲门砖”。历朝帝王都对钟表产生了极大兴趣，特别是乾隆朝，因皇帝的钟爱，更多玲珑奇绝的钟表被进献到宫廷中。
随着时间推移，大多钟表的外观和内在功能、品质，不同程度地出现损伤，在清代得益于做钟处的制造、维护和修复；现在，造诣深、技术精湛的钟表修复师也让千余件结构繁杂、造型精美的宫藏钟表得以恢复功能、焕发生机。
我们在对一座钟表进行修复前，要经过几个步骤，先查阅档案，详细了解；然后入库察看，确定待修钟表；随后登记，按管理要求办理出库手续，再出库，装车、搬运，把待修钟表送到工作室。
钟表进入工作室后，先要“体检”，确认其伤损情况，填写修复单；其次要拍照，修复之前的影像记录非常重要，目的是采集原始依据；接下来是制订修复方案，在对结构、传动系统进行充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具体工作。
钟表长期在库房内搁置，外观表面会积蓄很多灰尘，所以，修复的第一步就是除尘。对故障钟表进行拆卸时，每一步都要认真做好记录，要拆一、看二、研究三，对即将拆卸的部件认真分析、研究，对每个钟表的造型、功能和结构要做到心中有数。
拆卸下来的零部件，我们会用科学的、已被公认的药剂进行清洗。完成清洗后，再用蒸馏水把残留的药剂冲洗干净，并以试纸检测PH值，确认达到中性后，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阴干。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钟表的零部件缺失、损毁，或者严重腐蚀，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修复和补配。这项工作技术性强，质量要求高，难度大，新制作出来的零部件要符合原先零部件的尺寸要求，修复后的零部件要达到原件的功能。记得有一次，我复制了一座钟表的齿轮，尺寸、齿距都和原来一模一样，但装上去齿轮就是不转，原来是新齿轮与老齿轮的磨损程度不一样，最后手工把新齿轮的每个齿都按照老齿轮的样子重新打磨了一遍，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时候修复、组装的任何环节都没有问题，装上后就是运转不了，出现这种情况，很难短时间找到原因，因为某一个小细节差一点儿，就会影响钟表整体的运转。在各项修复工作都完成以后，要进行组装、调试。组装时，分区域、按系统进行梯次组装，各部分在组装完成后再进行总体安装、链接，再调试，求得运转同步、吻合；经过反复调试，钟表的机械功能运行正常，外观形象完整无损，功能正常，再记录、拍照，做修复报告。到了这一步，算是完成了对这座钟表的修复，可以交还库房，以备展览、陈设使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