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公陶文
许永杰：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1992年1月2日上午，山东邹平丁公村一村民在为考古队清洗陶片时，发现一块刻有文字的大陶片。这一发现立即引起考古队的高度重视，马上对出土该陶片的1235号灰坑进行认真核对，包括层位关系、出土遗物以及与相关遗迹的关系等，确认该陶片为龙山时代晚期遗物。
据报道，丁公龙山文化文字，系刻在一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内面。陶片上现存文字计 5 行 11 个字，右起第一行为 3 个字，其余 4行每行均为 2 个字。这 11 个刻字，笔画比较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显然已经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
丁公龙山文化陶文距今约4200年，比小屯商代晚期甲骨文还早800多年。这一发现在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由于刻文陶片是在整理时民工发现的，脱离了第一发现现场，所以有学者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针对学术界的争论，《考古》杂志社专门组织相关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搞了一个笔谈。笔谈中，张忠培、严文明、邵望平等几位具有相当田野经验的考古学家，都肯定了该陶片的真实性。但是，这陶片上的刻符是不是文字，是怎样的文字？虽然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大多倾向认为是文字。
史学家田昌五认为：陶片上的字有象形字，也有会意字，由于是刻在陶器上的成组文字，建议称为“陶书”。
考古学者严文明认为：陶片上的有的字是象形字，有的字像是专为语言中某些难以用形象表达的词而造的字，与纳西族的东巴文比较接近，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
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认为：从陶文的章法布局、笔画笔顺上看，应是自右向左读；陶片上的文字有几个是象形的，右二行第1字似有尾猿猱形；有的字像是形声字，如右四行第1字似心左似刀；后世文字有正体、俗体之别，丁公的陶片文字或者就是当时的俗体。
考古学家张忠培认为：鉴于此前在良渚文化的余杭南湖陶罐和澄湖古井鱼篓形罐上，也发现过在烧后的陶器上刻划图案或符号的先例，可以认为，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在创造着文字。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商人可能吸收了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居民的发明，把中国文字推进到甲骨文阶段。
考古学家俞伟超认为：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龙山文字和商代的甲骨文，即使有相似之处，却不见得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龙山文字和商代甲骨文，很可能是两种文字。
古文字学家高明认为：它是为了表达某种意愿而刻，反映了当时人的意念和语言，是已被人们淘汰的古文字。
古文字学者裘锡圭认为：这些符号显然不是图绘，也不是无目的的任意刻画的产物。它们大概也不会是跟语言毫无关系的一种表意符号，不然为什么会有11个符号排列有序地刻在一起呢？另一方面，从遗物的时代和符号的形式来看，它们也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所以它们大概是一种原始文字，并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有些学者还基于对商周文字的知识，尝试对陶文释读。如第一行第1字，严文明疑是“鸟形”；第一行第2字，李学勤释“父”；第一行第3字，蔡凤书释“以”；第二行第1，王恩田释“夋”，陈公柔释“夒”；第二行第2字，李学勤谓“似为有角的走兽形”；第三行第1字，李学勤谓“似顾首短尾的动物”……
丁公陶文的出现是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的。1991年秋丁公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一座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邹平丁公城址与寿光边线王、临淄田旺、章丘城子崖三座城址，东西一线分布在鲁北地区，彼此相距约40——50公里，每个城址控制范围约方圆百里，与周初小国的疆域相若，应是一个方国。龙山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夏纪年，夏代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时代。丁公陶文和城址的存在，表明丁公居民已进入文明时代。
继丁公陶文发现之后，1993年4——6月，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也发现一块陶片陶文。与丁公陶文一样，龙虬庄陶文也是刻在陶盆口沿残片的内壁上，共8个文字，分左右两行，左行4个类似甲骨文，右行4个类似动物图形。发现者认为其属南荡文化遗存，其年代约为龙山时代末至夏初，比丁公陶文略晚；与以曲线为主的丁公陶文相比，而更接近成熟的甲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