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是受到鲁迅器重的作家，而作为书法家的台静农却鲜为人知。他那种游子的哀恸，思乡的情感，对生命尊严的维护，裹挟在他的笔墨之间，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惆怅。
来源：澎湃艺术观 张瑞田
台静农在他的《嵇阮论》一文中写道：“而逸民一流人物，在一般人看来，总以为不如忠烈者之勇猛，然而在炙热的权势之下，能以冷眼与唾弃的态度，也不失为沉默的反抗。在中国历史上，凡具有正义热忱的知识者，他们生活于动乱时代的政治态度，不是以热血向暴力死拼，便是以不屑的态度深隐起来。”
“逸”是躲逃。台静农在他的《魏晋文学思想论述》一文中，分析了汉末士大夫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是党锢诸贤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是逸民的‘遁世无闷’”。
《魏晋文学思想论述》与《嵇阮论》，与其说是对文学史，对作家的研究，毋宁说，是对自己的告白。
1946年10月，好友魏建功推荐，台静农携十余口家眷渡海赴台，就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1989年11月9日病逝台北。其间没有回过大陆。
2015年9月28日，“龙坡遗珍：台静农作品及藏品展”在北京举行。“台静农作品”，这是什么作品，在大陆人的印象里，台静农是受到鲁迅器重的作家，“台静农作品”，难道是文学作品？显然不是，陈列在美术馆的“台静农作品”是大陆人陌生的书法作品。也就是说，台静农的归来，是以书法家的形象与了解他或不了解他的人见面。文化形象的差异，还是引起了人们的议论。
为此，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文学理论家王中忱意味深长地说——对于我们做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对台先生的印象主要是文学家的印象，后来有机会去台湾大学看过台先生的办公室，发现台湾的“台静农”和大陆的“台静农”是被分开的，两个印象。大陆的“台静农”比较多的是作为一个文学家来理解，台湾的朋友讨论更多的是台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和书法家。现在台先生的书法回到了大陆，我们开始把分断了的“台静农”先生会合到一起了。因为台先生很多字都署有日期，他什么时候写的，里边包含了他怎样的一些寄托，希望做书法研究的朋友们探讨。
我较细致地拜观并阅读了所有出现在美术馆展厅的“台静农作品”。眼前的斑斑字迹，具有书法审美的高度。然而，仅仅以书法家和书法作品来探析台静农，当然单薄，因此，对台静农书法的言说，必须具有宽泛的历史眼光。
二
1932年12月9日的鲁迅日记有“为静农写一横幅”的记录。同年12月13日，鲁迅致台静农的手札讲道：“日前寄上书籍二包，又字一卷，不知已收到否？字写得坏极，请勿裱挂，为我藏拙也。”
这一年台静农30岁，已是享誉文坛的青年作家了。1927年，他出版了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又出版了小说集《建塔者》。正是这两本小说集，让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席之地，至今，还在被阅读、研讨。
鲁迅日记和鲁迅手札散发的信息，说明台静农热爱书法。至于是台静农请求，还是鲁迅赠予，没有必要细究。至少说明，台静农对书法的喜爱，鲁迅看在了眼里。不错，鲁迅致台静农的手札，常常涉及汉画像价格、欣赏、收藏，并屡屡提及他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也就是说，作为小说家的台静农，艺术趣味广泛，也被鲁迅视为知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被迫离开山东大学的台静农有了家国沦亡的感觉，在北平，与魏建功、启功把盏寻醉，其间，启功作《荒城寒鸦图》相赠。
启功曾说：到辅仁首日就认识牟润孙、台静农了。
对台静农与启功交游研究尤深的许礼平说：三人很投契，交往密切。而台公雅好书画篆刻，与启老尤多共同语言。
的确，当时隔46年之久，台静农再次看到《荒城寒鸦图》时，往事历历，百感交集，他在《荒城寒鸦图》的一侧写道：“余于七七事变前四日由济南到北京，住魏建功家，是月三十日敌军入北京城，与建功、元白悲愤大醉，醉后元白写《荒城寒鸦图》寄概。今四十余年，建功谢世已四年矣。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晚醉后记。静农于龙坡丈室。”
有人说，台静农中年以后始学书法，显然是一种误会。台静农与鲁迅、启功的笔墨缘分，说明了台静农对书法艺术的精神渴求一直埋藏心底，只是兵荒马乱的时代，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没处放的中国，焉有挥毫泼墨的闲情。孤独的台静农，与那个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四处飘摇、颠簸，从四川，到台湾。
台静农到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人了。动荡的台湾，硝烟四起的内战，他的心肯定不会平静。此时，他的兴趣在于先秦、魏晋、唐宋文学的研究，以讲授《楚辞》为己任。他诠释“离骚”二字，“离”即是“遭遇”，“骚”便是“忧愁”，由此可窥台静农的心境。
一心向古了，对传统文学的深入，对书法艺术的痴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饱读诗文、书艺超群的老夫子形象。除去课堂上的侃侃而谈，他是台湾大学的沉默者，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人。如果不是书法，如果不是书法的引领，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静农人们一无所知，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文学生涯，那一页灿烂的生命篇章，会被久久忽略。正是台静农这段“文学生涯”，这页“生命篇章”，我们看他的书法，会看到格外的意义。
三
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台静农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他的白话文写作——被鲁迅称道的小说和杂文。即使在四川的八年间，台静农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各地报刊上发表。关注社会发展，以写作表达对现实认知的台静农，眼睛里的书法该是修身养性的“小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没有好好地把一本书帖写完过”，不免是谦辞，但也说明了他对书法的态度。
心态的转变，趣味的转移，是在台湾。1946年，内战正酣，1948年，同事许寿裳在台北家中被害，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政治局势复杂而紧张，台静农不知所措。他在《静农书艺集》的自序中平淡地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遣，但不愿人知。”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衷，是中国文人的无奈。
封存了意气风发的笔，紧紧握住了临帖作字的笔，结果是，密切观察现实、深刻思考社会的作家淡隐了，取而代之的是宣讲《楚辞》的学问家和沉稳内敛的书法家。这时，我们回味他在《嵇阮论》一文在所讲的话——“而逸民一流人物，在一般人看来，总以为不如忠烈者之勇猛，然而在炙热的权势之下，能以冷眼与唾弃的态度，也不失为沉默的反抗”，是不是对台静农的毛笔生涯有了新的认识？
应该说，台静农的“逸民之书”，是现当代中国书法史中独有的存在，其审美意义和思想价值，需要我们慢慢领悟。
面对如此众多的台静农墨迹，我有一点紧张。一位穿越了历史时空的书法家，他的每一个字都有文化的重量。因此，我以严肃而敬畏的心情，在台静农的每一幅书法作品前经过。
四
我发现，书法中的台静农依然迷人。他的文心没有死去，而是在书法中复活。那种游子的哀恸，思乡的情感，对生命尊严的维护，裹挟在他的笔墨之间。“日暮更移舟望江国渺何处，明朝又寒食见梅子忽相思”，“岂无种秫田不了公家事，试看随阳柳各有稻粱谋”，“相逢握手一大笑，故人风物两依然”，“故国山川皆梦寐，昔年亲友半凋零”、“花竹秀而野，文章老更成”，“作文当有清气，临事终期虚怀”，“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等等，是台静农心事的陈述。诗言志，书法何尝不能言志，台静农以隶书、楷书、行草书，书写含义深挚的联语，坦陈自己的心扉。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成竹在胸。
对书写文辞的选择，可以衡量一位书法家文化素养的高低。台静农书写的联语，气息高古，意新语俊，与他苍茫、滞涩的书风如出一辙。书写诗词，其范围基本在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东坡、王安石之内，所选诗篇，也是那些沉郁、凝练，具有人生况味的佳作。在台湾的台静农有着古典文学专家的身份，他对诗词的判断自有他的标准。
“台静农的书法，不限于一家，呈现多样的风采，举凡书法所能表现的篆隶楷行草，无一不精，甚至同一书体，也能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观者绝不会有千篇一律的感觉。”这是台湾学人李宗焜对台静农书法的一般见解。的确，台静农书法筑基深厚。首先，台静农对秦汉、魏晋、汉唐碑刻感同身受，所见他的临摹作品，便有秦诏版、石门颂、西峡颂、二爨、礼器、衡方等。
台静农的这般选择，是奔着中国书法的气势而去。所谓“碑学”，该是对古朴、自然、野逸、放达的追索，是对清刚雅正人格的礼拜。摩崖的最初形态，以及摩崖在风雨中的飘摇，还有摩崖字迹本身的宽博、雄厚，对台静农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下笔，要重，要狠，那条厚实的线，需要承受台静农一言难尽的心思。
台静农的行草有自家面目。甚至可以这样说，台静农的行草书，代表了他的书法创作成绩。阅读台静农的行草，不难看出倪元璐的巨大影响。关于倪元璐的书法，董桥有一句诗意盎然的话：“倪元璐的书法哪一个字不是一念的执著的看破？甚至家仇国恨的不甘也许夹杂着那份浑金璞玉的难舍。”
不知为什么，董桥的这句话让我深思良久，他是说倪元璐，还是说台静农，有一点懵懂。倪元璐与台静农之间的关系，董桥的经历和看法让我开眼。1964年，董桥的台北房东对他说，古往今来只有台静农写得出地道的倪元璐，“台教授连胸襟都是晚明名士的胸襟，烈酒似的孤愤尤其造就了他笔下深山老林之气！”高抬倪元璐和台静农的理由董桥信服：一辈子不屑描头画角取媚世人。
张大千对台静农的书法评价甚高，他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也。”也许，在张大千看来，台静农是倪元璐真正的追随者，1968年，他把倪元璐的书法《古盘吟》送给了台静农，并说“顷检出寄与吾静农老弟宝玩之”。那么，也就是说，台静农临习倪元璐，得真迹遗韵，展开自有不凡处。
不凡处在哪？行家认为台静农跳跃、奇崛的笔法，让他的字迹丰富，耐人寻味。还有行家说，台静农书法的书卷气也是当代书法创作的缺失，自然也是当代书法的审美高地。这样的判断我当然认可，还有董桥和他房东的话依旧在我的耳边萦绕——
“倪元璐的书法哪一个字不是一念的执著的看破？”
“烈酒似的孤愤尤其造就了他笔下深山老林之气！”
“一辈子不屑描头画角取媚世人”。
我想，这样看下去，或许对台静农书法看得更为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