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烧毁了伊拉克境内摩苏尔市的一个公共图书馆，一同遭殃的是馆内8000余册珍贵的旧书和手稿。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IS已经焚毁了超过10万本书。
如此暴行在人类书写的诞生地展开，平添一抹悲剧色彩。不过，IS当然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作为最原始的审查手段，焚书的历史和书籍本身一样悠久。只不过，数百年前的作者如果写了不讨人喜欢的书，有可能同书一起被扔进火堆，而如今大概只有遇上与现代社会对着干的IS才会遭此厄运。人类文明发展到21世纪，很多人已经在预言书籍的死亡，可是焚书事件仍在发生。
当代自发焚书
多半是摆姿态
近期大热的虐恋题材电影《五十度灰》原著小说就曾是受害者。2012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几个DJ公开焚毁了20多本被称为“妈咪情色小说”的《五十度灰》，原因不外乎他们的妻子太沉溺于这本书，以至于不搭理这些可怜的男人。
组织者称，他们不从任何文学的立场来批判这本书，因为人们读它根本不是因为这个。原本预期由愤怒的男人唱主角的焚书活动，后来也吸引了一些女性的注意，一位女士甚至把她的Nook(一款电子书阅读器，开发商为美国图书零售商巴诺书店)也扔进了火堆。在一些女性看来，这本小说是在教唆性虐待行为。
尽管这次“小打小闹”的焚书事件最多起到了增添笑料的作用，但它的确向我们揭示了在信息流通速度以秒计算的今天，为何仍有人焚烧书籍。
历史上的焚书行为与指令性质的禁书不完全相同，它不仅仅是禁绝和审查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象征性的“公共景观”，能够唤起注意，从而通过焚烧行为传达信息，那就是被焚毁的书，或是书中的思想已经引发了一部分人的愤怒，这些人主张它们应当被彻底清除。
今天和过去的区别在于，或许除了IS，已没有人认为有必要通过焚书来禁绝某一方面的信息流通，焚书的目的只剩下发泄愤怒和传达观念。
类似的自发焚烧活动也曾为披头士所遭遇。1966年，因为列侬的一句脱离了语境的“我们乐队比耶稣还红”，福音派信徒、一些南方DJ以及三K党一同号召人们将披头士的唱片和乐队周边商品扔进篝火堆，引发了美国南方多个社区的公开焚烧活动。
德美都有过大规模焚书
然而，我们可以嘲笑IS观念落后，却不能否认摩苏尔公共图书馆的大火是一场浩劫。思想生有双翼，大火不能拦阻，但那些珍贵手稿和尚未电子化的旧书，作为实打实的史料，是永远消失了。正如过去多次以“谋杀思想”为目的的焚书运动，由于被官方所主导，虽不曾真正“得手”，但仍造成了多方面恶劣的影响。
1933年5月10日，大约七万人聚集在柏林歌剧院广场。学生们早已将两万多册书籍放在广场上，纳粹学生领袖激昂的演讲未毕，书堆中已燃起熊熊大火。这位学生领袖随即又向火堆中扔进一捧书籍。纳粹唯恐天下不知，还用广播向不在场的人们播送这一消息。类似的焚书运动当天在德国各地展开。
学生们焚烧的书籍被认为含有“非德国”思想，或是其作者被视作纳粹主义的敌人，多数是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受到波及的作者有爱因斯坦、布莱希特、海伦·凯勒、弗洛伊德、托马斯·曼、马克思、海明威等。这场运动源于同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独揽大权，试图笼络人心，而纳粹学生组织顺势领导了焚书运动，纳粹党甚至没有亲自参与其中。
美国杂志《新闻周刊》称这次事件为“书籍大屠杀”。德国诗人海涅在1821年写下的名句一语成谶：“他们在那里烧书，最终也将在那里焚人。”
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第一修正案也未能阻止带有官方色彩的焚书运动。19世纪末，一个名叫安东尼·康斯托克的人说服国会通过了一个打击淫秽制品的法案，并带头成立了“纽约镇恶协会”，专门打击与性有关联的任何书籍。
“纽约镇恶协会”的图章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警察将恶棍带入监狱，另一部分是一位维多利亚绅士在书堆上点起熊熊大火。康斯托克的打击面相当广，连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被认为是不良读物。各种宣传避孕的资料，也自然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销毁书籍的主要方法便是焚毁。
康斯托克声称，他领导协会期间一共烧毁了15吨书籍、28.4万磅“有异议”文字的印版，以及400万张图片。尽管他不干烧人的勾当，但康斯托克称自己迫使许多作家和书商走上不归路，还以此自矜。
1953年，焚书运动在这个国家卷土重来，始作俑者是臭名昭著的共和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
1950年代初，麦卡锡在全美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各种清算、调查活动层出不穷。
1953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
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被贴上“可疑”标签的书籍包括关于雕塑、精神病、酒类、托幼和建筑的专著以及侦探小说，甚至还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连一本介绍苏联芭蕾舞的书也因为提到了“苏联”而被麦卡锡主义分子付之一炬。
1953年6月29日出版的《新共和》杂志摒弃了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封面，而是用了一张通栏图片，图中的书堆在燃烧，火舌舔舐杂志天头。封面上安排了唯一一则标题：焚书——一份11页的《新共和》专题。其中一篇文章写道：“守旧者会遭遇小部分人的勇气和大部分人的良知与常识。就算某个教会发言人拥护审查，其他人会站起来为自由辩护。就算许多报纸沉默，抗议之声仍被听闻。”
史翠珊效应
令我们稍感安慰的是，大多数意在控制思想的焚书运动都没有取得成功，有些甚至适得其反，使遭焚的书籍声名鹊起。这种欲盖弥彰的现象被称为“史翠珊效应”。美国歌手、演员芭芭拉·史翠珊在2003年状告摄影师肯尼思·阿德尔曼和网站Pictopia.com，令其移除阿德尔曼所拍摄的12000张加州海岸摄影中含有的对史翠珊住所的空中摄影，以保护史氏的隐私。结果史氏败诉，次月有多达420000人前来浏览阿德尔曼的网站。
最后，不要忘了战争给书籍带来的灭顶之灾。史上最大的单次焚书发生在1992年的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始建于1892年的波黑国立图书馆一度藏有150万册书，其中超过15万是罕见、不可复制的手稿。1992年塞尔维亚军队包围萨拉热窝，并向这座图书馆展开轰炸，造成墙体坍塌，图书烧毁。数十位图书馆员和普通市民试图挽救藏书，其中一人不幸遇难，但他们的努力终是徒劳。
2013年1月，非洲国家马里的伊斯兰叛军向多幢房屋纵火，烧毁了两座藏有珍贵的13世纪手稿本的档案馆。这些文档涵盖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中世纪的历史，几乎完全没有被电子化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记录。由于学界还没有对该地区那一时期的历史展开研究，这些书籍也没有被翻译，其中的信息就这样永久丢失了。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