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利尔:元代以后的画不用拿给我看
来源: 大收藏家
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年2月25日 - 1919年9月25日),是美国实业家、艺术收藏家和赞助人。 他以其大量的东亚、美国和中东艺术收藏品而闻名。 1906年,弗利尔将其大量藏品捐赠给了史密森学会,使他成为第一个将私人藏品遗赠给美国的美国人。为了安放这些物品,弗利尔还资助在华盛顿特区建立了弗利尔艺术馆。
从穷孩子到汽车大亨
Charles Lang Freer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谷边的小镇金斯顿,家里很穷,六个孩子,他排老三。14岁时,母亲去世。七年级之后,弗利尔离开学校,在一家水泥厂找到了工作。
19世纪70年代早期,弗利尔曾在一家综合商店担任职员,这时他被一位贵人注意到了,此人即是弗兰克·J·赫克勒(Frank J。 Heckler,1846—1927年),时任纽约、金斯敦和锡拉丘兹铁路总监。Heckler非常欣赏弗利尔的会计和组织技能,于是在1874年雇用他作为他的付款人和会计师。19世纪70年代,来自底特律的一群投资者决定在印第安纳州洛根斯波特建立一条铁路,他们聘请赫克勒来管理这个项目,赫克勒便带来了年轻的弗利尔。
1879年,利用铁路业务带来的关系以及Christian H。 Buhl、James Joy、Russell Alger、James McMillan和Allan Shelden的财务支持,Freer和Heckler搬到了底特律。在那里,他们于1885年创建了半岛汽车公司,这使得两人很快都富裕了起来,半岛成为底特律第二大汽车制造商。 1892年,半岛与密歇根汽车公司合并,掌控了底特律的大部分铁路车市场。 当时,Michigan-Peninsular Car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制造商。七年后,弗利尔组建了一个包含13家公司的联合公司,于1899年创建了美国汽车和铸造厂。
在19世纪后期,弗利尔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 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弗利尔在公司内部的地位压力相结合,给他带来了身心上的创伤。弗利尔被诊断出患有神经衰弱,这是美国上流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神经病症。当时神经衰弱的治疗包括长时间的休息以及鼓励男性在荒野中进行活动,弗利尔也不例外,他的治疗包括在加拿大荒野和卡茨基尔的郊游。除了把旅行作为治疗手段之外,作为一项辅助,弗利尔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收集艺术品。1899年,弗利尔开始从工业界退休,把时间和精力都聚焦于收藏艺术品和旅行。
1919年,弗利尔因为中风而去世,当时他正住在纽约市第五大道和第55街的哥谭酒店。 他把他的大部分艺术收藏品,超过9500件,都留给了联邦政府,它们现在都安静地存放在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里。 弗利尔没有妻子或孩子,他的遗产不仅仅是他的财富或艺术收藏,也是他作为艺术家和公众赞助人的慷慨,这位离开学校去水泥厂工作的男孩最终向美国贡献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批美术珍藏。
好收藏 靠朋友
弗利尔因其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绘画和亚洲艺术的收藏而闻名,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他于1899年退休后收藏所得。然而,早在十六年前即1883年,这位实业家就开始了自己对艺术品和印刷品的收藏,当时,弗利尔通过纽约经销商Frederick Keppel购买了一系列古代大师版画,趣味比较谨慎和保守,这也是当时发家的年轻人常见的消遣方式。
经由个人关系和专业关系,他的兴趣在随后几年里继续增长,这些关系从根本上塑造了这位收藏家的收藏原则和哲学,其中两位朋友因其对收藏家有重大影响而值得进一步解释。 第一个是画家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他主要被认为是弗利尔亚洲系列的催化剂,而第二个是亚洲艺术学者欧内斯特·芬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他帮助塑造了弗利尔的收藏观。
1887年,在律师和艺术收藏家霍华德·曼斯菲尔德位于纽约的单身汉公寓里,当弗利尔看到惠斯勒的版画时,他立刻被艺术家制作的作品所吸引。三年之后即1890年,在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弗利尔在将自己介绍给了惠斯勒。不久,艺术家和实业家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一起旅行。在此期间,弗利尔也开始收集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惠斯勒作品收藏家。直到1903年惠斯勒去世时,两人仍然是亲密的朋友和知己。
弗利尔最初收藏的亚洲艺术品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门类。如日本浮世绘版画和陶瓷。惠斯勒通常被认为是弗利尔收集日本版画和绘画的灵感来源,不过学者们还不清楚为什么弗利尔会开始专注于收集亚洲艺术。有记录显示,他的第一次购买是日本琳派绘画,发生在1887年,这早于他与画家建立的关系。然而也没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否在惠斯勒之前,弗利尔的品味都没有受到他朋友的影响。 但是,惠斯勒的影响可能还出现在弗利尔收集的其他美国艺术家身上。除惠斯勒之外,弗利尔还开发了大量艺术家如Dwight Tyron、Abbott Thayer、Thomas W。 Dewing和Frederick Church。Tyron、Thayer、Dewing和Whistler都为Freer的底特律大厦做出了贡献,该大厦由美学运动建筑师Wilson Eyre于1890年设计。
早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弗利尔与西班牙移民的儿子欧内斯特·芬诺罗萨便已相识,但直到1901年,两人才建立了重要的联系。欧内斯特是中国和日本艺术方面的权威。从1880年到1890年,他一直都在日本生活和工作,主要是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哲学和逻辑学。在日本任职期间,Fenollosa学习艺术史、批评和方法论并运用到日本的艺术和文化研究,用英语和日语发表了大量文章。1889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邀请他担任最近开发的日本艺术部门的管理人员。1895年,Fenollosa与妻子离婚,致使他次年夏天即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辞职。
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两人紧密配合,Fenollosa提出建议,Freer则贪婪地购藏。 从1901年到1908年,弗利尔购买了大量日本和中国画作,这是他后来捐赠的主要部分。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Fenollosa的建议,弗利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艺术市场中占据优势,而作为回报,弗利尔组织了一系列的Fenollosa的演讲活动,帮助他在学术界获益匪浅。
收藏时,弗利尔的理念很明确。托马斯·劳顿和琳达·美林在他们的书《弗利尔:艺术的遗产》中,将弗利尔的信仰描述为一种“杰作既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文化背景来传达其信息的系统:其重要性在于其审美完整性,而不是在证据中可能偶然提供宗教、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弗利尔也表现得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赞助人不同。除了购买作品外,弗利尔还与他所支持的艺术家建立了友谊,并将他的藏品借出去做展览,为他收藏库里的画家提供了最大量的专业曝光。
捐款捐物还捐美术馆
有迹象表明,早在被推荐至史密森学会之前,弗利尔就一直在思考博物馆项目。 1900年夏天,弗利尔穿越威尼斯、慕尼黑、纽伦堡、德累斯顿、柏林、汉堡和科隆。在这些城市,他参观了主要的民族博物馆,绘制了平面图并在期刊上写下了笔记。
1905年12月15日,弗利尔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信中弗利尔概述了他最初的遗产提议。詹姆斯·麦克米兰,弗利尔的朋友,美国参议员,以及密歇根汽车公司的合伙人,支持将华盛顿特区塑造成一个美丽的首都的想法。他的影响力帮助指导了弗利尔对华盛顿的提议。之后的五个月,谈判仍在继续,只是受史密森学会主任塞缪尔·兰利(Samuel P。 Langley)影响而短期内停滞不前。直到1906年5月,史密森学会的董事会代表美国政府接受了弗利尔的礼物。
弗利尔的礼物,不仅提供了他的收藏,还提供了建筑和初期捐赠,这种形式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一开始,弗利尔的捐赠便是彻底的,不过,在去世之前,弗利尔将一直保留其最初向史密森学会承诺的2,250件物品,并且他的新收藏也将一直保留到去世之时。是的,弗利尔在他的余生中仍然继续热烈地收藏着。
1920年,在弗利尔去世后,有9,500件物品从底特律转移到了华盛顿特区,收藏品几乎翻了两番。其中包括惠斯勒的1,189件作品,这是这位艺术家在世界上最大的收藏集,3,400件中国作品,1,863件日本作品,1,697件埃及作品,513件来自印度和中东,451件来自韩国,200件19世纪美国大师作品,200个杂项。历史学家沃伦科恩得出结论,弗利尔和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年-1945年,美国学者,精心收集的部分中国文物也收藏在该馆)代表了东亚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弗利尔的金钱、品味和鉴赏力使公众可以看到和研究更多样化的艺术,进而影响了美国人转身离开那些华丽浮夸的传统西方艺术。
在1918年和1919年,弗利尔在他的遗嘱中加入些了新条款,进一步支持了他在1906年捐赠中建立的结构。第一项规定是,建立一个来自股票和现金股息的收入来源,以确保博物馆雇用一名技术高超的策展人。他还指定了两个额外的资金来装饰和维护博物馆场地,特别是室内和室外观赏花园。一旦满足,弗利尔又制定了进一步的规定。弗利尔强制要求其遗产的剩余收入继续支持亚洲和中东研究奖学金,并从亚洲、埃及和中东获得新作品。在收藏中,Freer拟定了详细的规定,所有新的收购必须得到美术国家委员会和收藏家的亲密朋友和知己小组的批准。
在他最严格的限制中,弗利尔表示,博物馆可能不接受非永久收藏品的艺术品赠品。博物馆也被禁止展出不属于永久收藏品的艺术品。最后,一旦进入永久收藏品,任何一件艺术品都不被允许借出。
1916年,在华盛顿现在被称为弗利尔美术馆的建筑开始了。这座建筑花费了一百万美元,所有这些都是由弗利尔支付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延迟完工,直到1923年才开放。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和赛克勒博物馆(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合称为“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是美国公立美术馆中专门收藏亚洲艺术的,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集中地之一。
弗利尔离世后的近百年里,中国书画部的专家们如高居翰、傅申等人又陆续为美术馆增添了不少重量级藏品。弗利尔美术馆不仅拥有全美最多、最精彩的中国绘画藏品,青铜器、玉器、佛教造像收藏也相当精彩。只可惜,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再也无缘回家,如今的我们只能在华盛顿一睹它们的风采了。
弗利尔不仅仅因为曾经是工业家和艺术收藏家而出名,他也是一位狂热的作家。 他与惠斯勒之间的个人通讯(信件和电报)已经出版,并在艺术界成为传奇。 他还与其他重要的美国艺术收藏家和赞助人进行了数十年的交流,这些早期藏家中的一些人具有与弗利尔相似的重要性(如果指的不一定是收藏体量的话),诸如菲利普斯系列、威斯系列、罗斯福系列等。
弗利尔与中国
弗利尔有一句经典的豪言壮语:‘元代以后的画不用拿给我看’。一方面可见他的收藏趣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藏品之精、年代之久远,连明清时期的绘画都入不了他的法眼。
弗利尔早在1894年至1895年就已经第一次出访亚洲,到日本旅游,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他一开始是对日本的古物发生兴趣,以后溯源而到中国。
他前前后后收入了大量宋元绘画珍品,其中包括:
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南宋摹本)
溪山秋霁图 - 绘画 - 北宋 - 郭熙(传)
溪山独钓图 - 绘画 - 北宋 - 范宽(传)
二羊图 - 绘画 - 元 - 赵孟頫
仿荆浩<渔父图>- 绘画 - 元 - 吴镇
夏山隐居图 - 绘画 - 元 - 王蒙
墨竹图 - 绘画 - 元 / 明 - 倪瓒
淳化阁帖 - 书法 - 南宋
除绘画外,他还收藏有商代铜器、北齐佛雕、汉唐文物、宋明瓷器等,兹举数例如下:1901年,西安宝庆寺25尊唐代石雕佛像被日本人早崎幸吉买走,有四件作品流入美国,其中包括弗利尔于1909年购置的作品。1910-1917年,大阪古董商山中定次郎(やまなか さだじろう,1866-1936)也成功地转卖给弗利尔数十尊石雕。1912年,小恭亲王溥伟为了帮助末代皇帝溥仪进行复辟活动筹集军饷,决定将恭王府收藏全部出售,山中定次郎以山中商会名义花34万大洋买下了恭王府除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翡翠等全部收藏,次年将其中两批分别在纽约与伦敦拍卖,弗利尔也购买了许多。弗利尔1894年开始收集中国青铜器,直至1919年去世,一共收藏了58件青铜器。见:《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1967年出版。
不同于一般收藏家仅是从欧美古董商手中直接购买中国艺术品,他还曾在1907、1908、1909和1910-1911年间四次亲自前往中国拜访收藏家、古董商,收集藏品。这段时间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动荡,危险重重。这段经历大大丰富了弗利尔的收藏,他在北京寻找唐、宋及元代早期绘画时曾经说过:‘在中国期间,如果我拿到了上述朝代绘画大师的 6 幅代表作,我就会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了。但是事实上,我在北京拥有的东西,已 10 倍于那个数字’。
为弗利尔挑选文物的是满清王族端方和庞元济、完颜景贤等,均是当时中国久负盛名的大鉴赏家。他与庞莱臣之间有大量信件,其中有一封信中说:“我只收藏宋元绘画,以后不要再把明清绘画给我看了”!这个意图导致大量真伪未明的宋元绘画,涌向弗利尔,然后不巧的是,接下来整个20世纪的学术潮流,就是“疑古”——在艺术史界也是以不相信原始标签为荣,因此,收藏中很多作品,没有被确认。在“疑古思潮”逐渐散去之后,弗利尔美术馆也成为最值得挖掘的宝库,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地方,使用如此大的财力,致力于宋元绘画。事实也是如此,弗利尔美术馆的藏品仿佛有一种魔力,使得学者在此多有收获。1980年代,在此发现了夏圭真迹《洞庭秋月图》。1980年代,傅申先生收购了《淳化阁帖》9卷拓本,2004年,汪庆正先生根据刻工姓名,确认了这是南宋国子监本孤本。
1910年秋天,弗利尔先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中国,这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和上次一样,他在北京、上海与古董商们打交道,了解私人收藏,寻找市场上最精美的艺术品。
弗利尔在1910年10月13日写信给他的好友弗兰克·赫克勒,提到他的艺术收藏在中国备受瞩目的情况。“在北京,几乎所有的驻华外交使团都请我吃了晚餐或午餐。当然这样的关注真是太抬举我了。而且你知道,我对这些真的不大在乎。外交界的人知道,去年还有最近我在中国找到了一些艺术品。他们觉得我不是圣人就是傻瓜。我猜他们是想知道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
在各种社交应酬和艺术收藏活动之外,弗利尔还在制定旅行计划,打算访问中国内地的古都和文化中心。他最初计划访问的地点有开封、洛阳、西安和杭州。一路上,他在开封、郑州和洛阳短暂停留,但此行主要的目的是考察龙门,这在当时外国人看来还是十分偏远的地区。他花了近两周的时间观摩研习龙门石窟丰富的北魏和唐代佛教造像,对古迹的考察让弗利尔对破坏和抢掠文物的情况更为担忧。
1912年,弗利尔创建了美国考古学院中国分校。学院以北京为总部,为有发展前途的中国和美国的年轻学者们提供中国考古相关的设施和培训。学院的宗旨是与中国机构合作,来研究有考古与文化价值的物品,并由中国和国外的博物馆对它们进行保护。但好景不长,学院停办,并没有很大的成效。部分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政局发生了恶化,加上一些其他的外国考古活动不过是打着幌子大规模盗窃文物,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抵触和仇视。但弗利尔的这个项目使日后成立的弗利尔艺术博物馆成为了一所定位独特的机构,它不是去掠夺中国的艺术遗产,而是致力于对它们的研究、保护和推广。
在最后一次中国之旅中,他拍下的照片、写下的文字,说明他对中国艺术的热爱可能还有精神和个人方面的因素。2009年初,弗利尔与赛克勒艺术博物馆的档案部主任霍大为先生发现了一些照片和日记,记录了弗利尔先生1910年中国之行的情况,后来经过艰苦的整理,出版成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购买看看。
在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中,弗利尔与中国、中国艺术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10年10月24日,弗利尔写信给弗兰克·J·赫克勒,他在信中提到:“和更多的中国人打交道,让我对他们更加尊重,更有信心。有朝一日,他们会恢复数世纪以前的地位,在众多方面引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