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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珍藏五代后梁赵喦《八达游春图》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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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收藏杂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五代后梁赵喦所绘的《八达游春图》,纵161厘米,横103厘米,绢本设色,人物、马匹、山石、树木以及栏杆的刻画精到,线条优美细致,设色浓艳,从中可窥得五代人物、鞍马画的面貌。

[五代]赵喦《八达游春图》轴,纵161厘米,横103厘米,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赵喦,名霖,后改为喦,陈州宛丘人(今河南淮阳县),生卒年不详,唐末忠武军节度使赵犨的次子。开平初年,授驸马都尉,是后梁太祖朱温的女婿,长乐公主的丈夫。善绘事,精鉴赏,富收藏。后因政治斗争被温韬挟至后唐杀害。《宣和画谱》著录有其作品《汉书西域传图》《臂鹰人物图》《五陵按鹰图》等。现存世作品还有上海博物馆藏《调马图》。

▌勾栏制式

《八达游春图》树后的栏杆横向贯穿画面,不仅起到了分割区域的作用,也能够用来判断年代。此幅图中的栏杆当属五代时期栏杆制式的标准件,包括望柱头、寻杖、盆唇、莲花头、蜀柱、勾片、地袱、间柱。

寻杖,也称“巡杖”,是栏杆横向放置的构件,古代栏杆制式中,使用寻杖最早的时期为汉代,最初为圆柱形,后世逐渐演变成方柱体、六角柱体等不同的形式;望柱头,纵向连接栏板与栏板之间,横向竖立在地袱之上,隋唐五代时期的望柱只用于栏杆转角处或台阶起步处;蜀柱,为上方承接寻杖、下压于盆唇之上的纵向受力构件;勾片,地袱与盆唇之间的石板或者木板,通常具有一定装饰性,镂空或者浮雕。(参见侯幼彬、李婉贞编著见《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

唐代初期至中期,勾栏大多以木质结构为主,墓室壁画以及敦煌莫高窟壁画可以证实这一点,晚唐时期望柱变成石材质地,这是由于木质勾栏不耐持久,所以室外的勾栏正在向石质勾栏演变。

敦煌莫高窟初唐第71窟壁画中的栏杆线描图,来源于侯幼彬、李婉贞编著《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

敦煌莫高窟中唐第237窟壁画中的栏杆线描图,来源于侯幼彬、李婉贞编著《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

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41窟壁画中的栏杆线描图,来源于侯幼彬、李婉贞编著《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

《八达游春图》中勾栏是石材质地,符合五代时期栏杆的特征。类似的栏杆也出现在五代佚名《唐宫乞巧图》中,两幅图中均以绘制贵族宫廷生活为主,栏杆规格较高。

[五代]佚名《唐宫乞巧图》局部,画中栏杆与《八达游春图》中相似,均为五代栏杆的标准制式

除了细小的栏杆零件外,栏杆的整体构造也同时反映出强烈的透视感。自唐代以来,界画中便已经出现透视现象,因此五代时期自然承袭了这一特点。

▌服饰

《八达游春图》中八人皆着达官显贵制式服装。若《八达游春图》为赵喦所作,作画时间应在公元907~979年间,服装风格应符合唐末、北宋初的标准,另外,赵喦贵为驸马,在所绘的服饰方面也应体现出贵族阶层的制式。

通过出土文物以及壁画可见,唐代初期至中期的幞头是明显的“软裹”“随头形”幞头,二脚或成下垂带子状,或随风飘起。至晚唐五代时期,幞头渐渐隆起,从直立、略微前倾状变成了渐渐后仰状,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主流审美的变化,也展示了服装材料的丰富性。幞头之所以可以做到后仰,必定是面料中加以内衬和龙骨,从而起到固定造型的作用,包括两脚也发展至半软质感,直至入宋,两脚才成为两脚平伸的硬脚。

历代墓室壁画人物及陶俑佩戴的幞头线描示意图,来源于朱绍良先生书画鉴定课讲义

《八达游春图》中八人佩戴的幞头均以“后仰状”形态以及“半软脚”制式出现。尤其通过人物3号、5号和8号,幞头两脚出现较为明显的“由硬至软”的折点;而1号人物幞头则是半软式幞头,不失其基础形状,然而也有软脚的飘逸之感。可见,《八达游春图》中人物的幞头与唐末五代时期的幞头制式相符。

《八达游春图》中人物皆着团领窄袖开衩长袍,内着中单,革带束腰,脚着乌皮六合靴,符合唐末五代时期达官贵人的服装制式。

上图为敦煌唐代中期壁画,壁画中一位士子,戴垂脚襆头,身着团领长袍,内有中单,革带束腰,袍不及地,脚着乌皮六合靴。对比可见,《八达游春图》中的服装制式大部分从唐代承袭而来,只是由于时代变革,一些细小的元素发生了变化。例如,垂脚幞头变成半软脚幞头;宽袍大袖不利于运动因此变成窄袖;长袍不开衩不易于奔跑骑射,于是变成开衩长袍。图中八人的乌皮六合靴靴筒边缘部分皆出现绣纹装饰,以此可以判定八人所穿并非一般百姓服饰。

▌马匹制式

自秦汉以来,马匹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耕作工具、娱乐工具,在战争年代中更是宝贵的战略物资。至唐代,人类在牧马和养马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不仅在制度上成立了管理马匹的马政机构,还建立了马匹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将养马、育马、马匹医学等知识大力推广,甚至将辔头、马鞍等其他周边衍生产品也发展得非常完善,可见唐人对马匹的重视。

唐代政局稳定后,宫廷内部便将骑射赛事等作为一种娱乐,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马球运动的倡导者,后世贵胄纷纷效仿,于是将马球运动发展成一种上流社会的高级社交。就在马经济与马文化并肩发展的同时,马匹的制式与规制也慢慢形成了。

马尾打结、五鞘口、剪三鬃为御马规制的三个显著特点,此类规制自隋唐时期起直至后世(朱绍良先生书画鉴定讲义)。《八达游春图》中的马匹基本符合宫廷贵族马匹规制。

如果将《八达游春图》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马匹相较,可发现,《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马匹的形象肥硕,且马腿短、马身宽大,虢国夫人一行人骑乘的马匹马尾均已打结,马鞍出现五鞘口,并且明显具有剪三鬃后的样式,图中有四人为随从身份,因此所乘马匹的缰绳上没有红缨。

马尾打结是皇亲贵胄骑乘的一大特点,《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有随从身份的人物出现,但其所乘之马匹也有马尾打结、缰绳带有红缨的特征。但五鞘口是分等级的,以五鞘口为最顶级的规格,骑乘马匹的主人身份越是高贵,鞘口数便越多,自然也有四鞘口的规格出现。

剪三鬃是御马中最顶级的规格,所乘骑之人必然是皇室最核心的人物,例如皇帝、皇后、贵妃、公主、王子等。《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有2匹马被剪三鬃,显露出主人的身份显赫,为皇室较为核心的人物。

《八达游春图》为驸马赵喦所绘,马尾打结,五鞘口,但并非剪三鬃。马匹形态不再像唐人的短腿肥马模样,马身部分比北宋马匹宽硕,马形介于唐宋之间。

另外,画中出现马尾类似于猴尾,不仅没有“丝丝入肉”的状态,还出现失真的模糊状态,此部分应为后来补笔。

▌树石

太湖石曾被世人戏称为“一块动摇了大宋江山的石头”,众所周知,太湖石为宋徽宗所喜爱,因而开始在历史舞台上绽放光芒。其实,太湖石兴于唐而盛于宋。早在唐代,文人骚客便已对太湖石心生怜爱。据《云林石谱》中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于宝历二年(826年)创作了《双石》,成为了对太湖石最早的描写和记载,因而,白居易被普遍认为是发现太湖石的第一人(见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

至五代,赵喦身为尊贵的驸马,又是偏好风雅文艺的画家,既有资源也有条件在园林中拥有太湖石。因此,太湖石的出现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整体的年代特征。

《八达游春图》中出现三种树,画家在绘制的时候也使用了不同的笔墨技巧。高大的柳树占据了主要位置,用垂柳法绘制;被柳树遮挡的第二棵树的叶子使用夹叶法所绘;被太湖石遮挡着的棕榈科阔叶乔木用的是勾线平涂法。

棕榈科植物通常分布在秦岭以南,以及东南亚各个地区,喜湿润温暖的环境,生长适温在20~30摄氏度,成年树可耐零下5摄氏度温度。因此,《八达游春图》中所营造的场景应属气候相对温暖的环境。

《八达游春图》人物线描是从张僧繇的“高古游丝描”疏体而来。人物、马匹均勾线平涂,轮廓线内无皴染,设色浓重艳丽,符合时代特征,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图中太湖石并非勾线平涂,而是大胆利用没骨法绘制。太湖石有质地坚硬、略带脆性、略能吸水、不易雕琢、轮廓外形圆润柔和、姿态多变等特点,画家试图利用颜色的浓淡表达太湖石真实的质感。虽然,在边际和孔洞位置有短线或类似于皴法的笔墨,但其目的是为了表现阴阳向背的凹凸感,而非为了勾勒轮廓线。细看之下,太湖石中也出现了晕染痕迹。

▌印章

《八达游春图》流传有序。《宣和画谱》《书画记》《式古堂书画汇考》《壮陶阁书画记》《故宫名画三百种》等书中皆有著录,宋代曾被内府收藏,元代时被曹知白收藏,明代时到项元汴的手中,清代被裴景福等人收藏。

《八达游春图》右上角有“宣统预览之宝”朱文印,与《中国鉴藏印鉴大全》中载入的“宣统御览之宝”比较,可以认定为同一方印。宋代以前多以水印为主,北宋宫廷开始使用蜜印,南宋开始用油印,元明以后也大量使用油印。此枚“宣统御览之宝”的印泥便是油印,印章的主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故这幅画曾经被清代内府收藏。

《八达游春图》左下角有一方印“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此印在五代董源《溪岸图》、南宋马麟《静听松风图》以及明代文徵明《仿黄公望溪阁闲居图》之上也曾出现。世人曾猜测,因其出现“天水郡”字样,而甘肃天水乃是赵姓家族的郡望,因此这枚印章必然与“赵姓”家族有着不解之缘,曾有三种观点:南宋宗室赵与懃的印;赵孟頫的印(赵孟頫有“天水郡图书印”);明末文字学家赵宦光与其子赵灵均的印。

五代、宋代或是元代的人均不可能在明代的画作上留下印记,因此前两个观点可排除。该印章极有可能是明末文字学家赵宦光与其子赵灵均共同持有。一方面,赵宦光是宋代王室之后,符合天水为其郡望的条件;另一方面,与文徵明有交叉轨迹,文徵明的玄孙女文俶(1595~1634年)是赵灵均的妻子,精于绘制花鸟蝶虫,并且在文俶的画中落款处也时常出现“天水赵氏文俶”的题字。当然,这只是初步推理,尚需更多材料进一步考证。

备注:本文发表于《收藏》杂志2018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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