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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迹苦难寻 兹山见几层:早期山水画的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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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起源”的执着,是治史者的基本姿态。就山水画的研究而言,《游春图》、《溪岸图》等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有可能是流传至今最为古老的画作。至于山水画发轫时期的历史,传统上则只能依据文献典籍的记载去追念,而难以落实于图像。这篇小文试图重拾一个老话题——中国山水画的起源,但所依赖的不再是侥幸避过水沉火焚、虫蚀蚁蛀的传世品,而是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我希望这些卷轴画之外的材料,能够引起绘画史研究者进一步的重视。

借助考古材料考察山水画的历史并不是新鲜事,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辽庆陵之东陵(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的陵墓)中室的四时捺钵山水 01 、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棺室内壁张挂的《深山会棋图》 02、山西大同元至元二年(1265)冯道真墓壁画《疏林夕照》 03 等,都是为研究者所熟知的例子。近年来,年代更早的作品也不断出现,如有学者曾以河北曲阳西燕川唐、五代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葬于924)墓壁画中的山水屏风与传世作品进行对比研究, 04还有研究者讨论了陕西富平吕村乡朱家道村唐墓所绘水墨山水六曲屏风(图01)。 052008年清理的西安长安区庞留村唐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惠妃武氏墓再次发现此类屏风壁画, 06其山水先以墨色勾画,再敷以浅淡的青色,既有“钩斫之法”,又近乎“渲淡”一格。 07

更为难得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图像材料,如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藏北魏孝子石棺贴金彩绘线刻画像曾被用来探讨早期山水画, 08还有前贤研究了敦煌北朝壁画中的山水。 09我在讨论西安上林苑住宅小区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棺床围屏画像时注意到,其东壁两曲屏风的右下角皆有一在山涧边饮水的虎(图02、03),这一细节与顾恺之《画云台山记》“对云台西凤所临壁以成磵,……其侧壁外面作一白虎,匍石饮水”的记述相合。 10

无论在北朝葬具画像还是敦煌壁画中,山水皆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尽管这些图像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早期山水画的许多特征,但是,六朝时期是否有独立的山水画存在,则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明。

这个问题的突破可以追溯到1976年山东嘉祥杨楼英山隋开皇四年(584)驾部侍郎徐敏行墓壁画的发现(图04)。 11该墓正壁墓主夫妇画像的背后,是一组多曲屏风,屏风上绘有山水。其中约略可见以横笔点染树冠, 12敷以青色,树干则以赭色的平行竖线构成,近于后世所说的浅绛一体。其右端一曲屏风至少有四排树丛上下布列,似乎意味着“高远”的意念已经出现。上文谈到的富平朱家道唐墓西壁水墨山水屏风的下方,砌有安置墓主遗体的砖台,这个台子与壁画共同构成了一组带有围屏的大床,其结构与徐敏行夫妇所坐的床相同,因此,后者可以看作唐代山水屏风的先声。

有学者指出,徐敏行墓壁画的格局来源于更早的北齐墓葬壁画。 13可以印证此说的一个例子是1984年发掘的山东济南马家庄北齐武平二年(571)祝阿县令□道贵墓。 14该墓正壁绘墓主坐像,两侧各立一侍卫,三人背后设置一具九曲屏风,其两端延伸到墓室左右两壁,屏风上绘有远山和云气(图05、06)。这座墓葬的壁画以简率迅捷的线条绘制,缺少细节刻画,除了屏风的边框以赭色涂绘,未见设色,屏风内的物象更是粗略。尽管如此,山峦、云气还是相当清晰,尤以右数第二曲最为分明。

与□道贵墓时代相同的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棺床围屏正面自西而东第五幅刻画的墓主像同样为正面角度, 15 有趣的是,图中人物也坐在一具与石棺床结构相同的带围屏的大床上,其背后的屏风上以阴线刻出的远近不同的山峦与树木(图07、08)。该图原有贴金彩绘,发现时已脱落殆尽,但这无损于画面的完整,反而突显出线条独特的表现能力。

在上述三个例子中,由于墓主身体的遮挡,我们看不到屏风的全貌,作者主要目的也不在于精心描绘屏风上的画面。但是,屏风中的树木、山峦、流云历历在目,确定无疑。更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中的人物并不在屏风之内,也就是说,屏风上所绘的是一组纯粹的山水画,而不是人物的衬景。这种格局,与作为人物画背景出现的山水有着本质的差别,标志着山水画已经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在考古发现的北朝屏风中,还曾见孝子、列女、高士等题材,这个时期的山水画显然已经可以与这些人物题材的绘画比肩而立。

《宋书·宗炳传》云:“(炳)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观,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16宗炳卒于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在他的时代,图山水于居室还是一种个人的好尚。大约一个世纪后,这种做法已蔚然成风。床是坐卧皆宜的家具,其周围安置山水屏风,恰可满足“卧游”之需;反过来,这些在空间上切近人物身体的山水图像,也成为塑造一个人文化形象的符号。

1986年发掘的山东临朐海浮山北齐天保二年(551)东魏威烈将军、南讨大行台都军长史崔芬墓四壁绘制十七曲屏风, 17石块砌成的坚固冰冷的墓室因而转化为一处温暖舒适的宅邸(图09)。除南壁东侧两曲屏风空白,其余各曲绘高士、舞人、鞍马,背景衬以树木奇石。这种用作背景的树石已见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所藏北魏孝子棺画像,然而,在崔芬墓东壁南端两曲(图10)和西壁南端两曲(图11)屏风中,树木和奇石则被单独加以表现。

中古时期,屏风是绘画的重要载体, 18这时期山水画已成为屏风绘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此外,山水题材的绘画还用于仪仗器物的装饰。新近在深圳博物馆展出的一批由海外回流的北朝石刻中,一具石棺床的围屏上刻画一侍女手持圆形羽扇,羽扇中心绘山水,周边饰孔雀尾(图12)。这种羽扇是卤簿仪仗的组成部分,用以显示主人的威仪。 19山西太原王家峰北齐武平二年(571)司空武安王徐显秀墓壁画所见圆形羽扇,中央是红、绿、白组成的棋盘格纹,20而深圳一石所见,则以生机盎然的山水画取代了单调的几何图案。羽扇中三组山峦层层后推,近者列植树木,其间的平行的横线或为水面,圆形画幅虽然不大,却从容地表现出了远近的层次。参照其他考古发现,可以推断深圳博物馆展出的石棺床的年代上限为北魏迁都洛阳的太和十八年(494),也不能完全排除属于东魏、北齐、北周等时代的可能性。

早至魏晋时期的相关考古发现尚感缺乏。1984年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孙吴赤乌十二年(249)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中出土的一批漆器产自蜀郡, 21 其中一件漆盘中央描绘季札挂剑的故事(图13),所见人物与周围的山川林木比例极不协调,是“人马大于山”的典型,也许并不代表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准。此外前贤讨论山水画的起源,还曾注意到汉代的材料,如四川东汉画像砖中的采莲、桑蚕和井盐等图像。实际上,这些画面的主旨在于表现人们的生产活动,山水林木营造的只不过是环境和场所,这个时代很可能仍属于山水画的“史前期”,但是,从那些古老的作品中至少可以看到山水画在技术层面上的准备和积累。

新近发表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米兰壕1号东汉墓墓室北壁中段狩猎题材的壁画也属于这一类型(图14)。 22画面以土黄色打底,左段绘5位身着绿衣的骑士,骑马挽弓,围捕白色的梅花鹿、岩羊、野兔等,人物和动物之间穿插以漫卷的曲线以黑白两色绘出,若云若水,似乎这场校猎并非发生于现实世界。画面的右部以粗墨线勾画出重重山峦,墨线以下又以浅蓝、淡紫、白色勾描。山间生有一棵棵大树,一群黑色的牛羊形体过大,姿态僵硬,不像左部白色的梅花鹿那般生动。画工虽运笔娴熟,却也像在照章办事,缺少个性。

与米兰壕墓山峦类似的画面还见于1992年发掘的鄂托克旗凤凰山1号墓。墓室西壁绘庭院楼台和山峦(图15、16), 23 其中北段红色的帷帐下以粗墨线勾画三重山峰(下部已残),之后又以枯墨自山顶向下刷染,墨色由深而浅,中部的两座山峰着墨尤深。山上绘出茂盛的林木,一些燕雀或翔于空中,或栖于树上,牛、马、羊等出没山间。山巅绘两牧人休憩,山下图农夫躬耕。好一曲天真朴拙的田园牧歌!

在这些画面中,山峦和树木的绘制较为概念化,缺少变易。张彦远称魏晋以降山水画“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树石“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 24 ,以之概括东汉时期的这类山水图画,亦无不可。但值得注意的是,凤凰山1号墓壁画中的人物、动物与山林的比例关系已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尤其是近处的农夫形体较大,远处的牧民形体较小,显示出画工已初步掌握了近大远小的透视法则,虽说不上气韵生动,却也拙朴可爱。此外,米兰壕1号墓与凤凰山1号墓的山峦构图虽十分相似,然而前者重色彩,后者重用墨。如果说青绿与水墨的分野这时已经出现,必是言过其实,但二者不同的意趣却也昭昭在目。

凤凰山墓壁画山峦的绘制方式还可以追溯到2009年在陕西靖边县杨桥畔二村南侧发掘的渠树壕1号墓(图17),其年代为新莽或稍后。 25 该墓墓室后壁中部砖雕的栌斗两侧各绘一寓意辟邪的兽首,其上以墨色绘出两重山峦,山间植树,又有野鹿、飞鸟出没其间。与凤凰山墓壁画不同的是,该墓壁画山峦的形状恰好适合后壁与券顶连接处的弓形平面。尤为重要的是,整个画面中山峦成为主体,并无人物的活动。换言之,此图是以山峦为主题的独立画面。

体制更为复杂的画面见于年代大致相同的渠树壕2号墓的后室。 26在这里,1号墓所见的独幅山峦踵事增华,扩展为巨幅的鸟瞰式风景,占据了后壁彩绘横枋下的整个墙壁,两侧墙角绘有带有栌斗的朱色立柱,仿佛从室内洞开一面硕大的窗口,让安卧的逝者远远望见了户外的风光。墙面未设白灰地仗,仅以薄薄的灰绿色打底,尚未完全覆盖土质的本色。画工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底色作为中间色,以黑白为主绘制画像,显得层次丰富。与1号墓图案化的呆板风格不同,这一画面中的山峰高低错落,更为生动。山的轮廓以细细的墨线勾出,再以水分较多的笔触随山势自上而下刷染,局部似敷有其他色彩。山前山后散布色彩深浅不同的两种树木,深者以墨绘出,形如溯流而上的蝌蚪,浅者以赭色绘枝干,摇扬葳蕤,二者皆以类似石绿的颜色点染树冠,如繁星烁烁。山间多以墨色绘出形体细小的牛、羊以及飞鸟,若隐若现,又有数匹朱色的马儿从山间探首顾望。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画面自右而左贯通一条蜿蜒的河流,河岸以宽阔的墨线铺排,河水以白色顺势描画,流水上下是三三两两白色的凫鸭,岸上则是数只仙鹤墨色的剪影。仔细分辨,彼岸的山前山后,还有两个人物徘徊其间。

甘肃威武五坝山7号墓左壁的《山林猎牧图》年代可早至西汉晚期,据张张朋川先生介绍,“这幅画面中以黑色的奔动的粗弧线勾勒出层叠的山岗的外廓,或在黑线山廓外复置一道绿线,或在黑线山廓内渲染一片浅白色。而且还沿着山形的内廓用宽刷类的阔笔斜列或横列地进行皴擦,这些艺术处理手法使山峦增加了厚度。在山峦上又写意地表现着松柏类的树木,以黑色画挺直的树干、叉开的树根,左右伸展的树枝和点状的叶,在用黑色点出的叶上再复盖着更多的绿色的点,以示山林的翠郁。在山林的右下部,用黑色画两头家畜,呈影像效果” 27。此外,壁画还描绘了骑马的猎人、虎、鹿等内容。五坝山7号西汉墓只有其他几幅壁画的局部发表,未见完整的考古发掘报告,但依据这些文字,似可判断这幅壁画与米兰壕墓、凤凰山墓壁画题材和画法上较为接近。

当我们为这些深埋在地下的山水图卷所吸引时,最忌贸然得出如此的结论——独立的山水画早在汉代就已诞生。实际上,“画山水”和“山水画”是两个相近但不相同的概念。山水画不仅包括相关的题材、技法、形式,还蕴涵着特定的艺术与哲学理念。这些汉代壁画的功能尚不在于“媚道”、“畅神” 28 。实际上,鄂托克旗凤凰山1号墓表现的可能是一处理想化的庄园,死者的幸福观尚停留在物质层面。即使如渠树壕2号墓所见的一大幅山水,也难以予人“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 29 的美感,所包含的观念当另作别解,如画中的鹤汀凫渚,或可追溯到秦始皇陵区内发现的带有青铜水禽的人工河道(图18); 30整个画面又像是西汉武帝以后流行的博山炉的展开图。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青铜博山的盖部取形重峦叠嶂,山峰间点缀有树木、虎、豹、野猪、猴子以及猎人,炉足部铸为透雕的3条蛟龙,从水波中腾起,暗示炉盖上的群山是大海中的一座仙岛(图19)。 31可以与之对比的是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东汉墓中室东壁券顶下一幅巨大的壁画(图20)32——波涛中山岛耸峙,岛上生长出数株棕黑色的大树,树冠蓬蓬勃勃,遮天蔽日,其上有若干红色的条纹,似是跳动的火焰。树上还聚集许多红衣仙人,或坐或立,甚为神秘。这些红衣仙人,也令人联想到渠树壕2号墓壁画中的人形。这般图画,很可能是对于仙境的描绘,而不是凡间的景色。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些汉代作品表现的是与宗教信仰或丧葬观念相关的主题,山、水、树木也都已成为画面的主角。一种新的艺术类型的出现,是观念、技术、材料、工具彼此交织、作用的结果,也包含了名家与民间画手的互动,这些因素既不是一个方面绝然“决定”其他方面,更不是一夜之间齐刷刷从天而降。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水画这棵中国艺术巨树的胚芽,早在汉代就已培植在画工们的笔下了。

原发表于《翰墨荟萃: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01 田村実造、小林行雄:《慶陵》,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53年,第70页。

02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第26~36页。

03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省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第45页。

0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罗世平:《略论曲阳五代墓山水壁画的美术史价值》,《文物》1996年第9期,第74~75页;孟晖:《花间十六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8~29页。

05 井增利、王小蒙:《富平新发现的唐墓壁画》,《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第8~11页。有关研究见张建林:《唐墓壁画中的屏风画》,《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下卷,第720~729页;徐涛:《吕村唐墓与水墨山水的起源》,《文博》2001年第1期,第53~57页;孙志红:《从陕西富平唐墓山水屏风画谈起》,《文博》2004年第6期,第48~53页;李星明:《唐代墓葬壁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351页;赵声良:《唐代壁画中的水墨山水画》,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97~313页;郑岩:《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新美术》2009年第1期,第39~51页。

06 屈利军《新发现的庞留唐墓壁画初探》(《文博》2009年第5期,第25~29页)一文曾提到这幅壁画,详细资料待发表。

07莫是龙《画说》论画之南北宗,称“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见于安澜编:《画论丛刊》,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上卷,第67页。

08 奥村伊九良:《孝子傳石棺の刻畵》,《瓜茄》第4期,京都,1937年,第259~299页。

09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Michael Sullivan, The Birth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王伯敏:《敦煌壁画山水研究》,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赵声良:《敦煌壁画风景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10 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五,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20页;郑岩:《北周康业墓石榻画像札记》,《文物》2008年第11期,第67~76页。

1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文物》1981年第4期,第28~33页。

12 研究者还指出,屏风中树的画法使用了“落茄点”。见关天相:《英山一号隋墓壁画及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文物》1981年第4期,第34页。

13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氏著《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158页。

14 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第42~48转66页。

1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14~35页。

16《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9页。

1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第4期,第4~26页;临朐县博物馆:《北齐崔芬壁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18 《历代名画记》卷二:“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不惜泉货,要藏箧笥,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原注:自隋已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幛,故以屏风为准也。)”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二,第31页。

19刘未:《魏晋南北朝图像资料中的伞扇仪仗》,《东南文化》2005年第3期,第68~76页。

20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徐显秀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8、29页,图15。

2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巿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第1~15页。

22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1页,图18~20。

2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61~175页;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3卷,第12页,图12。

24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一,第15~16页。

2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第3~13页,图版四;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第6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9页,图46。

2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调查资料,待发表。

27张朋川:《由五坝山西汉墓壁画论我国早期山水画》,氏著《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19~129页。

28 宗炳《画山水序》语,见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六,第130~131页。

29 王微《叙画》语,见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六,第133页。

3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K0007陪葬坑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6期,第16~38页。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上册,第64~65页。

32 河南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彩版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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