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陆上丝绸之路，人们马上会想到张骞凿空，但是张骞如何才能率领阵容庞大的使团二次出使西域，抵达乌孙，又分别派遣副使到大宛、大月氏和身毒等国呢？这全仗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取得的河西大捷，牢牢掌握河西走廊，从此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宁。
天妒英才，霍去病战功赫赫，却不幸于24岁早逝。为了缅怀这位小将，其墓被建于汉武帝茂陵旁。《汉书》记载：“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这正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巍峨似山的墓丘封土，以象征英雄曾战斗过的祁连山。当年的神道两侧或许陈列有《马踏匈奴》《跃马》《卧牛》《伏虎》《卧马》《卧象》《野猪》等十几件雕塑。但是两千多年过去了，特别是明代地震导致的移位，致使原初的布局已不可考。1914年留下的照片还可显出荒凉的封土前零星散落的石雕。而今天的霍去病墓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年的不断修缮，已是树木葱郁，建筑古朴，石雕都有凉亭保护了。不论陵园样貌怎样变化，看到那一排沉默雄浑的石雕依然令人心情激荡。不仅因为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还因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纪念性雕塑群，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创始意义。
这些石雕的作者是谁？在雕像表面可见“左司空”等字样，这正是西汉政府机关中“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的少府下属机构，主要负责皇家工程中造陶瓦与刻石。因此，霍去病墓石雕群的作者与其他西汉皇家艺术的作者系出同源。
在呼唤进取的时代氛围中，西汉皇家艺术往往极力塑造崇高感，这在霍去病墓石雕群上表现得颇为集中。就以最著名的《马踏匈奴》为例，一匹从容自若又威严不可侵犯的战马，把一个仰面朝天嘶吼挣扎的匈奴首领踩在脚下，匈奴人手持弓箭，面目狰狞，扭动身体却无论如何也挣脱不了战马的重踏。在20世纪70年代，这座雕像的展牌曾被写成“马踏匈奴奴隶主”，其实大可不必。历史就是历史，雕塑不是绘画，不是诗歌，不擅长作宏大历史的叙事，而长于用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场景展现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内容。放在这里，那就是交战双方，胜负已分，从静穆的石块中迸发出一往无前的精神，精神是永远的。
曾有西方人士说，霍去病墓石雕“造作粗糙，外貌原始”，实际这是管中窥豹。发掘自茂陵，与《马踏匈奴》同时期的《鎏金铜马》已经通过对动物高度逼真的塑造，证实了西汉官方工匠所具有的极高写实水平。说到底，这是中华传统石刻艺术典型的“因势象形”手法，作者并未对石材轮廓作大的加工和改动，几乎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石块的原始形状，甚至于匈奴形象也起到了填满战马身下空隙的作用，避免四蹄着地带来的结构脆弱性，使雕像变得更加浑厚不可动摇。
这一手法也广泛体现在石雕群的其他雕像上。如《跃马》就用一整块巨石雕凿而成，成功表现出一匹雄健烈马即将腾空而起的一瞬。同样手法雕凿出的《卧牛》则蜷伏于地，蕴藏着厚积薄发的力量，身躯浑厚的《伏虎》犹如收紧的弹簧即将爆发。在《野人抱熊》上，更是可以清晰看到雕工随着石块表面的高低起伏，浅浮雕与线刻并用的雕刻痕迹。在它们身后，还有警觉的《卧马》、憨厚的《卧象》、机灵的《野猪》……也正因为这种直接取自巨石带来的体量感，才能使这些雕像抗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袭，依然静穆威武，又充满野逸。
霍去病墓石雕群既向人们全景展现了那场伟大的胜利，又颂扬了马背上未见的墓主人。正如文学艺术中“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手法，给观者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其实这在古代文明中非常普遍，如帕台农神庙为了纪念希波战争胜利而建，但外柱廊檐壁等处的数百块浮雕，都没有出现对这场战役的任何一个场景或某位将领的描绘，这不单是因为个人不可超越于城邦之上的行为规范，还因为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所有的胜利都是献给神的。转回来看霍去病墓石雕群，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没有墓主人像，因为在正邪分明又天人合一的汉人精神世界中，所有的胜利都是献给天、地、自然的。
从长安，从西汉，陆上丝绸之路以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为起始，演变为一条绵亘数百年，跨越两大洲的经济文化之路，而以一座座建筑、雕塑追溯中西文化交流盛景的旅程，就从霍去病墓石雕群拉开序幕……
来源：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