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 口述 王芷岩 撰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1927~2004）被誉为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他的慧眼与保护文物的热忱，使上博成为国内收藏青铜器的重镇。同时，他在青铜器研究领域留下了辉煌成果，又在艰苦的环境下主持博物馆行政。近期，《典藏•古美术》4月刊采访了马先生的学生周亚，听他讲马先生与青铜器的故事。本文原题《上博青铜馆的记忆——回忆马承源》，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周亚在办公室外的一区绿植旁，办公之余能放松身心。摄影：赖奂瑜
马先生的学生训练法
1983年我进上博，之后一直跟着马先生工作。最初工作地点还是在河南路的老馆，青铜部当时叫陈列研究部金石组，马先生是陈列研究部的副主任，1985年马先生当馆长之后，金石组改建为青铜器研究部。我是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博物馆，刚开始对青铜器兴趣不浓，因为我原来主攻宋史，青铜器属先秦史范围，两者之间差距大，完全要从头学起。马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严肃、严厉。他平时不苟言笑，工作上要求高，有什么错误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即使我在上博工作了很多年，对马老师很熟悉了，但看到他仍然毕恭毕敬，工作时也处处谨慎。
马承源1992年为《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器卷》撰写序文的最初手稿，删改痕迹透露着他反覆斟酌与思辨的过程。
马先生不给我们专门上课，而是布置具体工作给我们，让我们在工作中学习。比如马先生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时，我的唯一工作就是帮马先生抄稿子，马先生要求我用出版社的标准抄稿子，我抄完一遍给马老师看，马老师改过后再让我抄写，抄完他再看，一份稿子起码要抄写两遍。抄稿子对认识青铜器及其铭文很有帮助；并且马老师每改一遍，我就要想想他为什么要改，他现在和之前的想法有何区别，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提升。我整整抄了一年多的稿子，一点儿都不后悔，因为我对青铜器器形学及对古文字的认识，就是从中来的。
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有一次，马先生要从库房中选择30多件青铜器，给外宾讲述青铜器的发展简史，按照规矩应该由保管部的人把青铜器从库房送上去，但那一天马先生让我按时代、器形一件件地送过去。他讲一件，我送一件。接待结束，外宾走后，马先生对我说：“你这个青铜器基本常识的考试算过关了。”马老师从小事上考我，就是要看我是否能分清青铜器的时代、器形，以及器物之间的关系，这展示了他在实践中教学并处处关心着我们的进步。这使得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都必须认真、仔细，生怕他安排的某一项工作又是一次考试。
上博青铜馆藏品的故事
上博的青铜器收藏如此丰富，与马先生的征集密不可分。藏品很大一部分靠收藏家的捐赠及从收藏家处购买，马先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如果到青铜馆，会看到有些文物说明牌上面写着“李荫轩夫妇捐赠”，这背后是有故事的。
上海60年代的古玩市场还有青铜器可以买卖，马先生从古玩市场得知有位收藏家李荫轩经常买回好东西，有时也曾把很好的东西拿出来卖，就跟他交朋友。李荫轩刚开始还有些戒心，后来发现马先生是专家，两人谈得很投机。“文革”时，李荫轩打电话给马先生，拜托上博带走他的藏品。马先生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却还是想办法让人将文物运回博物馆，“文革”结束后上博要归还给李先生，但李先生已经过世，留下遗愿希望这批文物捐赠给上博。马先生当时将一部分算无偿捐赠，一部分仍算有偿征集，帮助李家人解决生活问题，这在藏家中广泛流传，因此大家更愿意把东西捐赠上博。
几何纹兽盉，战国早期，浙江省博物馆藏
马先生鉴赏方面的成就一方面来自对青铜器全局的了解，他能看出每件器物在整个青铜器序列中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是他对细微处的观察往往比别人仔细，马老师曾说自己的眼睛具有放大功能。有一次马老师和我们一起看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的青铜盉，上面有很多小蛇。马先生问大家有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我们说看到蛇头翘起来了。他让我们拿放大镜看，才看到蛇头咬着人屁股，人头露在外面，马老师连这种细微处都能发现出来，可见其不凡的青铜器鉴赏力。
有晋侯铭文的鼎，西周中期，上海博物馆藏
马先生也靠着他的慧眼在港澳为上博收来了文物。比如90年代初，马先生在香港古董市场看到有一个青铜鼎上有“晋侯”两字，但是身上没有钱，陪他去的美国华裔收藏家范季融慷慨解囊，买了之后捐给上博。经过清洗去锈，内壁的铭文才显露出来。这个鼎的造型其实很普通，但铭文很重要，它是第一件出现“晋侯”两字的西周青铜器，要有丰厚的历史和青铜器知识才能发现它的价值。
晋侯苏钟，西周厉王（前9世纪中叶），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8号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又如西周晚期的晋侯苏钟，共有16件，其中14件是上博从境外收回的。因钟上的铭文是用利器凿刻上去的，所以大家以为是假的，然而马先生认为这套晋侯苏钟是真的，一方面因为铭文本身很好，后人是刻不出的，另一方面他认为上面的锈是真的，字被锈掩盖住了，因此字不会假，加之字的每一笔都是分几部分一刀一刀地刻的，与当时金属工具的局限相符。这么长篇的凿刻铭文很少见，西周没有刻上去的铭文，春秋之后铸铁、炼钢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比铜硬的金属，有了刻的工具，刻的铭文就多了。西周以前长篇刻铭，这是第一次发现，具有重要价值。后来在清理发掘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时发现尚未遭盗的最后两件晋侯苏钟，这两件最小的编钟上面也刻了字，证明了马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这套钟现在是国家不允许出国的青铜器之一，由于马先生的学识与慧眼，这套珍贵文物才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