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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世纪以来 照相馆记录的中国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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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19世纪中叶摄影传入中国以来,摄影师就开始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表情,从传教士和外国摄影师镜头中的王公大臣,到中国留学生镜头中的士绅名媛,以及新中国公私合营照相馆中的社会主义工农兵……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肖像,共同构筑了一部关于中国人的面孔合集。近日,一个关于面孔的展览“肖像热:泰康摄影收藏”在泰康空间亮相,通过数百张形态各异的面孔,向我们展示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精神的演变。

晚清民间肖像:外侨中国之行的纪念品

1839年,法国人发明了银版摄影术,1845年,美国人乔治·韦斯特在香港临时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照相馆。此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城市,开始出现西方人和极少的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客户基本是外侨和中国官员,除了给他们拍照外,照相馆还拍摄一些本地风景或雇佣本地人拍摄中国风格肖像,作为中国之行的纪念品销售给外侨。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摄影师有日本的本讚七郎和苏格兰的约翰·汤姆逊等。1862年,日本摄影师本讚七郎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营业性照相馆,除了为清朝王室服务外,他还拍摄了大量北京的古建筑和风土人情。

1868年,纪实摄影先驱约翰·汤姆逊旅行到中国,并在香港开设了一间摄影工作室,除了为客户照相外,他游历中国大江南北,拍摄了大量北京、福建和广东等地区的风景、人物、建筑、家居生活和街景,为我们全面呈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缩影。

照相术传入中国之初,被认为是“妖术”,会摄取人的灵魂,并不被人所接受。所以这一时期的人物肖像除了摄影师的街拍外,大部分是雇佣本地人进行的摆拍。如1870 s出现的男女人物合照,这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真正的情侣,而是摄影师请来的模特。在当时,中国人对照相术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另外即便是开明大户人家,也很少会让女眷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更别说是去照相馆拍照了。所以,这类照片一般不是私人的留影,而是作为介绍各地风光民俗的画片出售到世界各地。

晚清王公大臣肖像:照相馆与权贵互利的结果

1844年,大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与法国使臣谈判签约时,法国使团代表为其拍摄了银版肖像,耆英根据西方礼仪,把自己的“小照”分赠给外国官员,这是中国权贵肖像首次在中西交往中的外交应用。在此之后,当朝权臣、显贵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照相馆拍摄的肖像进行自我宣传,或政治公关。

反过来,由于照相术不被人接受,照相馆亟需机会为社会上的权势人物拍照,扩大自己照相馆的影响力,甚至销售权贵的照片也是营业收入的一种重要方式。

晚清时期和权贵交往最为广泛而深入的当属时泰照相馆。1876年,广东人梁时泰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照相馆。为了招揽顾客,扩大影响力,梁时泰在官界、商界、学界、工界,以及命妇、封君、名媛、淑女等顾客群体中选择了“官”作为切入点。

1879年,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来中国访问,为了迎接他的来访,晚清重臣、时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特邀梁时泰来到天津拍摄记录此次会晤。但在会晤之前,梁时泰在李鸿章衙署西花厅,为其拍摄了一张单人肖像,这也是中国摄影师为李鸿章拍摄的最早的肖像,日后也成了李鸿章肖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李鸿章当作赠品,广泛应用在国内外官场或外交界,梁时泰也将这张照片印制多张并广泛销售。

随后,格兰特到达天津梁时泰至少两次为李鸿章和格兰特拍摄合影。也正是这次拍摄,让梁时泰意识到自己在天津发展的巨大优势和潜力,很快他便在天津建立了梁时泰照相馆。

七年之后,醇亲王奕譞奉慈禧太后懿旨巡视天津,梁时泰又得到举荐拍摄醇亲王的此次视察。梁时泰不仅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的建制、规模、官兵等情况的照片,并多次给醇亲王奕譞近距离拍照,也正是因为此次结识醇亲王,梁时泰开始和京城权贵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同年,梁时泰应邀进京,为醇亲王及其家人、醇亲王的府邸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不仅成为“宫廷认可的官方记录”,还被制作成像册,作为特别贵重的礼品赠送给外国贵宾。同时这次拍摄的醇亲王的生活照,也被梁时泰大量印制,当作商品销售,使得普通民众得以窥见重门深锁的王府生活。

民国士绅名媛肖像:成为时尚风向标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照相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女影星、女艺人、名门闺秀、女学生、军政要员和文化巨匠也开始参与其中,极大丰富了照相馆的客户群体。

所以当孙中山发布“剪辫令”,要求国人一律剪掉满清政府遗留的长辫时,一些青年纷纷在剪掉长辫之前来到照相馆,巧妙地利用了照相馆中的镜子拍摄了他和他脑后辫子的合影。在这一拍摄方式的基础上,中国摄影师还探索出了化装照、化身照、变换照、全体照等不同的拍摄方式,使得拍照从最初的记录性实用功能,开始向时尚转变。

上海耀华照相馆室内景,1908年前后。这本是耀华照相馆在招待室内摆拍的一幅中国人吃饭的情景照片,作为对外侨的商业销售使用。但无意当中,为我们再现了耀华照相馆内的珍贵场景,从墙上悬挂的照片可以看出,耀华照相馆可以放大巨幅人物肖像了。

分身图,1935年前后,天津中华照相馆,仝冰雪收藏。化身照是当时“名士风流”和“雅人”的风雅之举。鲁迅先生幼时在家乡所见:“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

1889年于上海开业的宝记照相馆擅长化身照,“新法映相得西艺异传……能映化身图本,一身化出三身,怪怪奇奇,令人莫测。”比宝记照相馆稍晚的耀华照相馆则善于挪用动物、服装等道具拍摄人像,或者利用镜子拍摄“全体像”。

但真正将人像摄影变成一种时尚风向标的是广东人王炽开在上海开设的王开照相馆。

1920年,王炽开花巨资在上海开设了一家规模庞大、设备一流、项目齐全的影楼,成为上海滩上第一家照相馆。初创时照相馆主要业务是拍摄人像照、结婚照、合家欢等各类照片,但当时的生意比较清淡。

为了吸引顾客,“王开”立了这样一个规矩:凡是上镜漂亮的,“王开”就送顾客一套照片,并把样照挂在橱窗里展览。这一举措导致电影界的众多导演都喜欢通过这些橱窗照片寻找合适的演员,这样的机遇自然吸引了一大批明星和想成为明星的人。周璇成名前就曾来王开照相馆拍过许多照片,陈云裳成名后,每部新片首映前也会到“王开”拍造型照,供首映时举行抽奖用,中奖的观众可以到“王开”拍摄同样的明星照。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轰动,也使得拍照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同时,王开也是最先在结婚照中引进西式装扮的,中国人结婚历来崇尚红色,五四运动前,新人是绝对不允许穿白色衣服的。“王开”则让新郎身着笔挺的黑色燕尾服、白硬领衬衫,胸前系有领结;新娘身着拖曳的白色婚纱,头戴白色长纱,手戴白色手套,手捧鲜花。此外,新郎新娘两侧分别站有伴郎伴娘,外加一男一女两个小傧相,拍出来既有派头,又有早生贵子的寓意。也正是“王开”的这些招牌使其生意越来越兴隆,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建国后工农兵肖像:审美紧随国家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传统私营照相馆全部变成了公私合营,在“提倡无产阶段新风,鼓励穿中装;禁止再度出现袒胸露乳的打扮;反对珠光宝气,戴耳环、涂口红、抹胭脂”的统一要求下,照相馆的官僚士绅、交际花、舞女、名媛照片被朴素大方、勤劳勇敢和健康活波的劳动模范和妇女儿童等符合新时代主流审美的照片所替代。

同时,民国时期华丽的布景也被换成天安门、北海、颐和园、天坛等表现新生活主题的图像,另外,飞机、汽车、摩托等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能接触到的物件也被安置在布景中,很受顾客欢迎。

到了“文革”时期,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人们喜欢身着绿军装、蓝裤子、扎武装腰带,手握红宝书,胸佩主席像章,在以毛主席为主题的布景下拍照,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当然,布景除了毛主席主题外,表现全国各地重要建设成就或具有革命教育意义的建筑或风景也非常受人们的欢迎,如南京长江大桥、烈士纪念碑、延安宝塔山等。

“文革”结束后,随着政治气氛逐渐轻松,照相馆中的布景气氛也逐渐变得活泼自由,电视机、录音机等家用电器开始出现在布景中。

80年代中后期,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很多家庭的独生子女被当成小皇帝、小公主一样宠爱,所以这时的儿童摄影非常火爆,布景也更加多样,不仅有儿童喜欢的木马、公鸡、小汽车等道具,还有童话里描绘的小房子以及热播动画片中的卡通形象。

[结语]从清末到改革开放的一百多年间,照相馆中的人物肖像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风格样貌,为我们记录了不同时代人们审美的发展与演变,使我们能够窥视不同时代人们所特有的欲望和梦想。

作者:杨晓萌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