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大型回顾展“走近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开幕。展览通过400余件展品呈现了被忽视的南斯拉夫建筑。建筑评论家Alexandra Lange认为，人们爱混凝土建筑的理由非常简单：它有自己的“躯体”。“我们向往那些可以让人感受到世界重量的地方，”她说道，“混凝土建筑有温度的变化，有发生在里面的故事。它见证了很多人的生命。”
让人震撼的纪念碑、国际主义的摩天大楼、野兽主义的“社会凝聚器”、雄心勃勃的城市蓝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夹缝”间，前南斯拉夫的建筑发展出了多姿多彩的独立形态。这种建筑上的“独立”与时任总统铁托（Josip Broz Tito）的作风不无关系：1948年，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与苏联正式决裂，他执政下的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支持不结盟运动。然而，随着1980年铁托逝世，南斯拉夫开始走下坡路，国家四分五裂，而那些原本屹立于这片土地上的建筑，或是被夷为平地，或是被人遗忘。
冷战中拉下的“铁幕”和后来国家的分裂使前南斯拉夫的建筑一直都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近日，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一场名为“走近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的展览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些建筑史上的“遗珠”。展览展出了超过400件画作、模型、照片及影片，呈现了在政治及意识形态独立于苏联和西方的情况下，南斯拉夫建筑环境的演变。
“走近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展览现场
混凝土纪念碑：被误解的南斯拉夫记忆
“耸立在荒无人烟的寂静土地上，Spomenik，这些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意为‘纪念碑’的建筑，看起来像是外星人的着陆飞行器、麦田怪圈或是Pink Floyd的专辑封面一般。Spomenik同周围的村庄和小山格格不入，正是这种格格不入造就了它们的美。”对于前南斯拉夫的这些看上去庞大而抽象的纪念碑，记者Joshua Surtees曾在《卫报》中这样写道。根据他的说法，这些纪念碑都是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为纪念二战遗址而下令建造的。然而，前南斯拉夫的建筑师、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们反驳了这些言论。
苏捷什卡战役纪念碑，波黑Tjentište镇
“它们常常被成为‘铁托的纪念碑’，但事实上，只有一些大规模的项目是政府发起的，其它项目都植根于当地乡镇。”塞尔维亚建筑师兼作家Dubravka Sekulic说道。斯洛文尼亚政治学博士Gal Kirn则表示，建造这些纪念碑的资金通常由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企业和工厂也会参与筹资，“而联邦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Kirn说道。
2006-2009年间，比利时摄影师Jan Kempenaers为散落于前南斯拉夫各地的纪念碑拍摄了名为“Spomenik”的系列照片，在他的照片里，纪念碑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有编号：“Spomenik #2”位于如今克罗地亚的Petrova Gora地区，从外观上看，这个曲线型的金属雕塑有部分残缺。这是“科尔敦和巴尼贾人民起义纪念碑”，1942年，300名手无缚鸡之力的当地农民在同法西斯士兵交战的过程中牺牲，纪念碑由克罗地亚雕塑家Vojin Bakic设计，完成于1981年。
Spomenik #2
“Spomenik #5”是一个球状的白色混凝土建筑，中间有一条走道，人可以进入内部。这个位于今马其顿共和国的建筑由马其顿建筑师Iskra Grabuloska和雕塑家Jordan Grabuloski设计，建成于1974年，它不仅致敬了1903年伊林登地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也纪念了1941-1944年当地党派间的斗争。
Spomenik #5
而在Sekulic的家乡尼什（今塞尔维亚城市），有一处二战公墓，那里矗立着三座高耸的混凝土方尖塔，塔的外形象征着人们高举的双手和紧握的拳头，二战期间，一万多人在这里被德国军队枪决。Kempenaers为包含这三座高塔的照片命名为“Spomenik #11”。
Spomenik #11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每一座“Spomenik”的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它们扎根于自己的土地，纪念着曾经生长在那里的人们。然而，在Kempenaers 的镜头下，它们的意义和内涵被剥离了，人们将其视为过去所留下的难以理解的“遗物”，或是如同UFO一般的怪东西。“它们原本是以建立平等社会为目的的政治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主义的载体，”Sekulic 说道。
“野兽主义”的“乌托邦”
在许多外人看来，南斯拉夫建筑是千篇一律的混凝土“庞然大物”，它们粗糙、原始、沉重，代表着这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昔日的贫穷和肮脏。在很多前南斯拉夫精英眼里，这些建筑同样不值一提，他们唾弃这些建筑背后包含的社会主义、普遍主义、多民族和谐，甚至反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野兽主义难以和二战后的布尔乔亚审美相提并论。然而，在展览“走向混凝土乌托邦”上，这些印象或许将被颠覆。“我被南斯拉夫在战后所创造的建筑深深吸引，它们丰富多样，有着很高的品质。我认为它们完全可以和战后在其他地方所建造的东西相媲美。”展览的策展人之一Martino Stierli在展览开幕前说道。
展览上展出的《波斯尼亚建筑和通往现代之路》书籍封面，作者Dušan Grabrijan和Juraj Neidhardt
为了收集关于南斯拉夫建筑的资料，MoMA遇到了不少挑战。“很多资料在战争中消失了，还有很大一部分因为南斯拉夫国有公司的私营化而遭到破坏。”展览的另一位策展人Vladimir Kulic说道，对他们来说，这些展览上呈现的资料来之不易，“比如，设计波黑议会大厦的著名建筑师Juraj Neihardt的档案在历时三年的萨拉热窝围城战役中幸免于难，Neihardt的女儿保护了这些资料，并将它们借给MoMA展出。”最终，展览得以呈现不少在南斯拉夫以外鲜有人知的建筑师作品，它们展现了这一时期南斯拉夫建筑师们所做的丰富的建筑实验。“无论是组织空间的水平、对于技术和材料的运用还是审美层次，都展现了无比丰富的多样性。”Kulic说道。
新贝尔格莱德的集合公寓楼
从二战结束到铁托逝世的1980年，南斯拉夫的建筑发展出多姿多彩的形态：集合公寓楼、令人惊叹的公共建筑以及为体力劳动者设计的廉价公寓。Kulic指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兼具了舒适和美感。
除了建筑，展览还呈现了南斯拉夫的优秀工业设计，其中包括Sasa J。 Maechtig设计的模块化街亭和Niko Kralj设计的Rex折叠椅。
展览上展出的南斯拉夫工业设计
南斯拉夫的“全球化”：建造更好的社会
在“走近混凝土乌托邦”展览上，专门设立了一个区域，展示斯科普里（Skopje）的重建。1963年，马其顿共和国首都斯科普里在大地震中遭受重创，联合国发起了重建斯科普里的国际竞赛，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获胜，他为这座城市设计了一份颠覆性的规划蓝图，其中包括巨大的城门和城墙。
这一项目最终并没有建成，不过，重建计划还是给斯科普里带来了不少新建筑，其中包括Janko Konstantinov设计的电讯中心、Georgi Konstantinovki设计的戈采·代尔切夫学生公寓等等。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资助马其顿的设计专业学生前往海外学习。事实上，南斯拉夫的建筑师不仅受到西方建筑师的影响，也将自己的建筑带到了其他地方。在非洲和中东，作为铁托追求的不结盟运动的一部分，南斯拉夫建筑师们参与了当地发电厂、文化教育中心等项目的建设。而在1958年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建筑师Vjenceslav Richter设计的南斯拉夫国家馆也让世界各地的观众看到了南斯拉夫的建筑。
Janko Konstantinov设计的电讯中心
“我认为这场展览展示了全球化的背景，”展览的策展人之一Martino Stierli说道。“不同的政权在同一个目标上达成一致，即建筑有能力并有义务为建设更好的社会而做出贡献。如今，这个目标在建筑界逐渐被取代，建筑被视为一种奢侈的商品。”Stierli希望展览能够让人们探讨现代主义建筑遗产，关注建筑的社会影响。
建筑师Vjenceslav Richter设计的南斯拉夫国家馆，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1958
建筑评论家Alexandra Lange认为，人们爱混凝土建筑的理由非常简单：它有自己的“躯体”。“我们向往那些可以让人感受到世界重量的地方，”她说道，“混凝土建筑有温度的变化，有发生在里面的故事。它见证了很多人的生命。”即使南斯拉夫早已解体，但它的混凝土建筑却将这个未完成的乌托邦留存了下来。
展览“走近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将持续至2019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