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岐山县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地方。这里的百姓经常在田间地头、村前屋后挖出一些青铜器物，许多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就是被他们的锄头刨出来的。
1849年，大盂鼎带来的轰动还没来得及消散，紧接着，第二年，在岐山又出土了一件稀世珍宝。这件稀世珍宝仍是一件大鼎，它的名字是毛公鼎。按照现代诗人郭沫若的说法，毛公鼎的价值“抵得上一部尚书”，足可见其珍贵。
那么，毛公鼎究竟是什么，有哪些特点？为什么它被人认为具有《尚书》的价值？毛公鼎出土以后，又曾经历过哪些鲜为人知的遭遇？毛公鼎上那数千年前的铭文能否为今人破译？那些铭文所讲述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
“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当年，叶恭绰在给侄子叶公超写信时如是说。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时的一件重器，因其制作者毛公而得名。鼎通高53.8厘米，重34.7千克，口径达47.9厘米。在其口沿上，竖着两只大耳朵，腹部又圆又深，下有三只兽蹄形的大足，有力地支撑着沉重的鼎身。整体来说，造型浑厚而凝重，其纹饰简洁而古朴，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与西周初期极端神秘的风格迥然不同。
毛公鼎腹内铸有32行499个字的铭文，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其铭文的内容是记载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的册命。铭文中说，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周王册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感谢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赏赐之酒食、舆服、奴隶、兵器、玉饰等丰厚的赏赐而铸鼎记事，子子孙孙永远铭记。
毛公鼎的价值难以估量，它对于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都具有莫大意义。它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史料，在艺术上也极具美学价值。铭文笔法端严，线条饱满，结构庄重严谨，出土以来，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纷纷描摹，得其铭文拓片者无不如获至宝。
毛公鼎从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县重见天日直到解放前，曾经数次转手，伴随着坎坷的民族命运，见证了近代中华民族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许多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曾想染指这件青铜器，但在爱国人士的机智周旋下，毛公鼎最终没有流失到国外。毛公鼎现在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被视作该院的三大镇院之宝之一。
陈介祺做了一个山寨版毛公鼎，而把真正的毛公鼎暗运到了老家
毛公鼎于清朝道光年间（公元1850年）出土，是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
无奈之下，古董商将此事报告给了官府，希望知县大人能够为民做主。事实证明，这个大人是个小人，他看到宝鼎后，两眼放光，找了个理由便将宝鼎据为己有。这个知县大人之所以买来毛公鼎，并不是要珍藏，他只是为了创收，于是很快卖给了另一个古董商。
后来，宝鼎辗转落入京城著名金石大家陈介祺手中。陈介祺为买宝鼎，几乎花光了全部的积蓄，可见他对这个宝鼎的倾心。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解读出了鼎内铭文。为了保护宝鼎，陈介祺又特地做了一个山寨版毛公鼎，把真正的毛公鼎暗运到了老家，可谓煞费苦心。
陈介祺死后，这件宝鼎又被他的后代保管了20多年。20多年以后，直隶总督端方瞄上了这个宝物。他以势压迫，最终从陈家买走了宝鼎。说是买，其实跟抢差不多。不过端方很快遭到了报应，他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他死后不久，毛公鼎的主人换成了民国交通总长叶恭绰。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公鼎成了日本人搜寻的重要对象。叶恭绰只好把鼎偷偷藏在院内大条石下面，匆匆赶往香港避难。不过，意外的事情很快发生了，日本人抓住了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并逼问他宝鼎的下落。叶公超是个豪气干云的男儿，怎肯向日军屈服？因此日本人终究没有问出宝鼎究竟藏在哪儿。
经多方营救，叶公超终于得以释放，并于1941年密携毛公鼎奔赴香港，将其完好无损地还给叔父叶恭绰。不久，叶恭绰身染重病，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后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赎出。陈永仁为了换取政治资本，又将其送给了戴笠。
对于这位戴笠，我们都很熟悉，他是行伍出身的军统将领，也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对古董向来没有研究，也不打算研究，因而毛公鼎在他手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竟沦落为香炉，专供特务们销毁文件。千年宝鼎竟然成了香炉，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如果陈永仁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会大失所望吧？虽然他本打算用其来为自己换取政治资本。
戴笠死后，毛公鼎划归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至此，从出土以来就在民间四处流浪的毛公鼎，终于打上了“国家所有”的烙印，得到了它应有的待遇。
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毛公鼎亦在其中，至今仍保存在该院青铜陈列室中。
学习书法不学习毛公鼎铭文，就像读书不读《尚书》
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与虢季子白盘，被誉为晚清时期出土的四大国宝。毛公鼎为西周晚期毛公所做，故称毛公鼎。毛公鼎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腹内所刻的32行499个文字，这是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
毛公鼎腹内所刻文字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不过这篇铭文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该铭文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全文以“王若曰”开始，基本引述王的册命话语，分段处则以“王曰”隔开，形式别具一格。
铭文一共分为五段，按照惯例，开篇先追述了西周国君文王、武王承天命推翻大邑商的伟大功业；然后，开始感叹时局的不安定，体现了宣王时期诸侯力量发展、王室力量相对衰落的总体形势；紧接着，叙述宣王任命毛公接替父辈的职位，管理邦国及王朝事务，让他拥有了宣布王命的大权；同时宣王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勤勤恳恳地辅助自己治理天下；为了勉励毛公，宣王还赐给他兵器、车以及命服等物。为了称颂和纪念宣王的恩德，同时也为了显示家族的荣耀，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件事情，毛公就让人制作了这件大鼎。
全铭文辞严密，精妙古奥，可以说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品，不仅洋洋洒洒地向人们展示了西周时期的册命制度，而且充分表达了周宣王励精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自问世以来，毛公鼎铭文就为学界所重视，不断有人对其进行考释研究，《捃古录金文》《奇觚室古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古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均是研究毛公鼎铭文的著作。
在艺术上，毛公鼎铭文也极具美学价值，笔法端严，线条饱满，表现了西周铭文高贵典雅、浑厚、圆润、隽秀的风格；布局也比较规整，是金文书法的典范。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意思是，学习书法不学习毛公鼎铭文，就像读书不读《尚书》。可见毛公鼎铭文的书法价值。可以说，在我国书法史上，毛公鼎铭文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是学书法者必读之帖。
来源：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