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斯科蒂尼
唯荒漠有痕——游牧科学与各种生态
马可·斯科蒂尼
“从沙漠出发——边界上的生态学”（直面各种没有余地的生态）这一主题旨在将第二届银川双年展置于既定的地理-历史情境中来被考量，并在目前的国际双年展体系内，故意将这一展览主题当作一种小语的形式来推出。“走向沙漠”这一主题意在通过知识考古学，去回应诸多的当代迫切性（不光光是存在于中国的那一些）。如今被视为偏远一隅的中国大西北地区，却曾是一个凭借古丝绸之路而有着巨大的流动、文化杂糅，在人口、知识、语言、科技、宗教、动物、香料和货物上发生广泛交换的，并被不断重新定义的通衢之地。
考虑到欧亚大陆有可能被简化为一种纯地缘经济，如当前的那些大型项目所暗示的那样，第二届银川双年展则试图解读这个大陆的多个异质部分的交叉口上的“群组-存在者”的诸多生存模态。我们认为，这一探索对旨在解放所有生命-形式的新生态而言，将至关重要。在寻求作为横向思维的新范式的生态-诸逻辑（eco-logics）的过程中，本届双年展努力不将这些元素降为某些主题材料，而是利用它们，来质疑现存展览样式的种种局限，从而最终向观众提供一种全新的烘托艺术展示本身的生态-模型。
在茫茫戈壁沙漠之下，黄河水之上，贺兰山脚下，留着丝绸之路遗痕的那些沿线，如今开始面临激烈而增生的问题。
如何在当今的语境中思考“沙漠”？“从沙漠出发”又意味着什么呢？
荷兰著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为了完成他的收山之作《风的故事》（1989）而来到中国。他选择戈壁沙漠来实现毕生梦想：捕捉不可见的风。经历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从西班牙之战到日本侵华战争，从印度支那战争到古巴和智利的战争经验，伊文思（Joris Ivens）选择了一个既没有任何纷争，也完全不存在任何人类、动植物生命的地方作为他导演生涯的最后场景。这个场景就是沙漠——自然特性以极端方式来展现的环境。沙漠（或沙丘，沙堆）恰恰是风力作用的地貌产物。那貌似远离人类世界的古老巨石，实际上只是无数次剧烈变形的结果。风是一种侵蚀剂，通过模拟陆地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形碎裂活动，使岩石逐渐碎裂，之后又通过运输作用，使这些物质沉积在地球表面。那么，为什么伊文思要选择沙漠完成他的遗愿呢？
游牧科学的含义是什么？
就环境状况而言，沙漠无疑是最极端的：在这些荒凉偏僻的地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活上的困难，动植物都必须尽其所能，以求在艰难的气候和形态条件下生存。因此，沙漠是风的剧场，是沙海、漩涡和变体流动的平滑空间，是通向边界的道路，也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少数”概念的起源。他们把这个少数定义为“游牧科学”或者“游牧学”。要让我们的思想脱离“国家科学”，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国家科学阻止流动，限制按照先前指定的目标和路径相同，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运动。它要求测量空间、中心化、同质，并服从教化的规则和指标，这些规则和指标注定要对其加以限制和控制；国家科学使工作固定、静止，分配合流，且流体依赖于固体。相反，“游牧科学”是一种流动的、游荡科学的理念，负责解释形成、异质性、持续变化等等概念。它反对稳定、同一性和不变。游牧科学被表述为没有任何运动抑制、纯粹的流动，纯粹的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根茎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而是永远流动。人们一直强调，游牧科学首先是一部战争机器，在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者的运动）的中心被不断重新确认，从而在政治意义上产生肯定。这可能意味着要避开游牧学所包含的全部理论意义。为什么瓜塔里）会从《千高原》走向《生态哲学》？在一个地方，至少从表面上看，生活是不可能的（为了生存，它必须超越自身）。这两位法国哲学家把新事物的起源当作生命的赌注面对关于生态枯竭、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增长极限的大量文献和评论，让我们开始想象一种基于游牧式战争机器的新的生态逻辑（没有异议，就没有生态，否则我们只能找到技术官僚的解决方案，威权式的解决方案）。正如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所说：生态是无意识的，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但在他的八面琳珑的标题“没有自然的生态”上，我们应该加上：我们要没有艺术、自然科学、地理、历史、人文和外来人-…的生态。
德勒兹斯与瓜塔里主张，“思想的古典形象，以及它所影响的精神空间的有条不紊，总在渴望普遍性。实际上，它用两种“普遍性”来操作，一个是整体，另一个是个体。两者之间的所有现实与真理的变体，都从存在与主体的双重角度，在普遍的方法指导下，在秩序井然的精神空间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每一种普世主义的主张，总是隐藏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普世主义假设某物“对所有人都有效”，相反地，就又会肯定某些特定的利益，甚至将这种特殊利益的范围扩大，使之成为普遍的利益。西方现代性的一种真正的、自身的力量，就在于将一种普世的文化观念等同于美欧的至高霸权所授予的帝国世界地图。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在现代普世主义兴起的背后，隐藏着令人沮丧的殖民地理，知识分子的任务与其说是描述，倒不如说是去包含和支配。普世主义话语把他们几乎从未听过的非西方世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沉默，看成理所当然了。不受挑战的权威和欧洲观察者的特权，是由这样一个假设来被保证：他们的目光足够客观和中立，正如他们的研究是无利害、不受时间限制的。
相比之下，在当今世界的结构中，与另一种文化的接触意味着瓦解帝国主义模式，使其纳入和汇总的规则失效。质疑观察者的主权，将他/她置于一个特定的地形中，这将是（除其他外）抛弃普世/帝国主义等式的一种方式。进入地形位置，即相对于观察领域定位自己，意味理解了从我们正在观察的位置，然后才能声称已经掌握了所观察的事物（概念、经验、精神）。因此，空间中的这一点将与同样精确的时间标记相对应，从而使人能够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和自身以外不同时间上的可能变化。事实上，自我定位的行为总是、而且首先是与允许我们所期待的空间的物质条件相吻合。不是为了宣称任何文化霸权，而是从一种能够使我们自己的地形观察点相对化、历史化的环境知识开始，并允许其出现。另一方面，它是与另一个空间的交互、交流和横向穿越。
边界上的生态学？（直面各种没有余地的生态）
跟着瓜塔里用“生态”这个字的复数，本届双年展的架构被搭建在四个相互关联（时有交错）的主题板块之上，并不刻意地限制或框定它们，而是试图将其物质与非物质方面充分地视觉化。同样，这些板块努力去勇敢直面伴随着现代性和资本的崛起而产生的二元体制中的种种矛盾，定位它们，来给我们时代的生态-社会计划的兑现提供尺度。在这里，沙漠位于乡村的边缘，多种生态系统在这里交汇并且分层，使生物多样性得以保障。
游牧空间与农耕空间
这一板块关注物理空间与诸生命形式的互动。它并不只是提出这两个空间类型的不同性质，而且也强调彼此的交汇、交叉，以及从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的过渡。如果沙漠不是纯粹由地质和气候专门设计出来，那么，乡村空间也并非完全由人类所创造，而且也同样被一系列的自然约束和机会所创造。与游牧民族和农民形象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隐含，在这一板块中均被视作主体化之符号表现。
自然中的劳动与劳动中的自然
自然中的劳动与劳动中的自然这两个说法取自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所造的语汇，聚焦了与那些现代自然观念相关的生产力（商品化）和生产关系（占有、剥削、积累）。只有通过克服大自然与人类是分离（那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命脉）的这一霸权主义视野，我们才能认识到，历史上业已确定的生产力，其实也包含了人类——（妇女、奴隶、儿童）和人类之外的自然——（动物、森林、水路、土地）。
声音与书籍
这一板块要在精神生态层面上加以干预，来解构音节和字形、口述和写作之间的对立，这也是要同时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偏见——在西方，这种中心论规定了在历史中和历史之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将一种没有语言的人声看作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就直接涉及到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也牵涉到了政治的维度。
少数性与多样性
这一主题板块讨论了活着的存在者之间的关联和关联形式：从微观社会到机构规模之间的关联形式。现代性赖以建立的共同体概念（由此开始考虑人类以外的自然）基于一个共同和共享的世界这一观念。在这个共同和共享的世界中，平等的条件与身份和归属的条件之间不可分。出于这个原因，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只是无限复制了融合与排斥之间的辩证法。与此相反，在社会生态的底部，多样性这一观念则不允许任何多数概念的存在。
我们可以如何想象艺术展览制作的生态模型？
在西方现代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遭遇中探讨现代艺术的起源，可以成为检验作为一种的“艺术”的基础符码的试验场：是对那些规范语言、感知技术、价值相关的等级最终还有经验性实践的符码的测试。对于当代艺术场景来说，“走向平等”只不过意味着属于同一个机构而已。因此，解放意味着回归到能够属于艺术，如同属于同一个世界一样，分享那个总已被机构化的世界，而那总只是无尽地复帛那总已在里面的东西而已。我们的艺术模式很类似于那些多数派机构，能决定是否使少数群体被多数群体的标准来衡量（身份与团级个体与整体），来将少数派整合进来，也可由此将其排队在外。被纳入到机构之中，我们也只不过是又一次进入了极权主义的权力分配，进入只有一个可能的世界这样的想法中，进入一种不繁殖、无横向性、无差异的单语主义。被这样地看待后，艺术一旦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就会继续以自主性、历史性、普世性和真实性为基础。它继续（始终且系统地）复制融合与排斥的辩证法。当前的艺术继续隐藏并保持沉默的某种东西，以同样的方式被继续生产着。然后，在分子尺度上，创造性功能是在社会层面被分配的，新的表达形式会将人类学式和记录式的价值选作它们自己的，并将其当成旧有的功能-作者们的美学价值和文化例外。但那是未来的历史了。总之，要逃离这一背景，我们就应该想到在全球的双年展系统中，去搞出小语/少数派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