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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与形似看中国文人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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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刚(出版社编辑)

对比中西方绘画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现代以前的欧洲画家基本上地位相当于“匠人”,绘画类似于一门手艺,而中国的文人则德、诗、书、画各方面修养必不可少,这对于现代社会以前的欧洲画家来说是不能想象的。所以,苏轼贬低吴道子只是个画工,画的品格不高。为什么唐代画圣到了宋代声誉就一落千丈了呢?

美国人卜寿珊在《心画》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北宋时期才是文人画真正的开端,并且特别坚持这一点:判断一件作品是否是文人画,最重要的标准是画家的身份,而不是风格。换句话说,苏轼、文同、李公麟这些人画风相差巨大,但都被视为文人画,显然是因为他们都是文人官员,是士大夫。

卜寿珊为我们描述了文人画作者如何从统治阶层的士大夫身份,不断衰变成在野布衣的路线:在北宋时期,文人画家大多为文人官僚;之后,这种身份又在金朝得以延续,却终止于南宋时期,南宋文人画的代表基本上很少是官僚了。到了元代,隐士、和尚成了文人画的代表。而到了明代,虽然在朝廷内部仍然有院画家和文人画家两个群体,但文人画的代表人物却是沈周、文徵明这样的在野的地方名士。到了董其昌再提文人画时,已经无法从身份因素来界定了,而是转换成了一种风格界定,但这种风格的界定显然带有很强的建构性,很难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卜寿珊建构的文人画家身份的演变道路,虽然让500多年的绘画史(从苏轼到董其昌)呈现出一种明晰的模式,但问题是她可能对文人或士人这个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了,苏轼和黄庭坚所说的士人,在中国语境中是文化身份而非政治身份,毕竟君子、士这些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和特定的贵族、特权身份剥离了,成为一种可以加诸布衣平民身上的称呼。所以苏东坡说的士人画家,和董其昌所说的文人画家,核心意思上可能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异,“文人”的最核心定义,是高度的主体性、高尚的品格、博雅的学识,而非是否在朝或在野。

卜寿珊勾勒文人画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关于“形似”观念的不断扬弃。上面说的身份的演变,是一种社会史的视角,这种视角是从“外部”进行界定的,即画家的身份、政治地位、职业、是否以作画谋生等等。而探讨形似观念的演变,则是从艺术内部,也就是绘画的题材、风格上来进行讨论,这也是以前很多艺术史家探索过的道路。

在卜寿珊看来,从北宋到元代的300年间,文人画经历了一种从追求形似到表达内心情感的转变。

卜寿珊努力在北宋时期的画家和画论中,寻找对形似的强调,然后在元代的画家和画论中寻找放弃形似追求写意的表述。元画和宋画的确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视觉风格,卜寿珊也在倪瓒、吴镇的表述中找到了这些画家并不在意形似,而是志在自娱的证据。

但这里存在一个范式套用的问题,那就是再现与表现的两分法,对于中国绘画是合适的范式吗?宋元之间,真的经历了一次从再现到表现的观念转变吗?从作品本身来看,宋元文人画在整体上虽有变化,但南宋与元代的文人画之间在题材、风格以及作者气质方面有明显的延续性,是一种渐变。而在文献上,也能看到宋代有很多强调以画写意、抒发情感的表述,如苏轼、陈与义;而元代如吴太素等很多人强调形似的必要。

虽然这部著作有文化的隔阂造成的误读,但更多地却是作为旁观者的清醒犀利。在文人画研究上,身份问题和形似问题,即便作者有些许失焦,但仍基本命中了要害,面对浩如烟海的画论和题跋文献,这两个话题至今仍然是整饬纷纭的利器。

来源: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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