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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专属乐器: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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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5日,苏富比拍卖行在香港举行中国艺术品秋拍,清朝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以估价2500万至3000万港元上拍,最终以5564万港元的成交价刷新中国清代乐器拍卖纪录。但是这件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却并未得到古琴收藏界人士的认可。“俗”是他们对此琴的评价。天价乾隆御制“湘江秋碧”琴之所以得到这样的评价,其实与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古琴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象征。尤其是宋代古琴所开创并追求的清瘦、简朴、古雅的审美特点为后世的明清古琴所继承,一直至今。由此看来,乾隆爷那红彤彤的“湘江秋碧”琴确实有点不符合古琴的传统审美。

《礼记》中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可见古琴在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乐器,可以说古琴的发展变化与文人士大夫紧密相连,其清、和、淡、雅的独特品格恰巧符合了文人凌风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成为他们不可离身的乐器。古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可以追溯到其发源之时。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其整体是一扁长形音箱,一头一尾象征着天圆地方,底板有两个出音孔,称“龙池”、“凤沼”。面板上嵌有十三个螺钿或玉石制作而成的圆形徽,用以标记音位。琴面上七根弦的音域共有四个八度又两个音。演奏时散音(空弦音)深沉凝重,泛音圆润清澈,按音技法繁多,按、吟、揉、滑,随心所欲,以变幻出无穷尽的音色。

古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4000年,据《史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古代神话传说中,古琴即具有非常意义,《山海经》记载“帝俊生晏龙始为琴,有良琴六。一曰菌首,二曰义辅,三曰蓬明,四曰白民,五曰简开,六曰垂膝。”东汉桓谭所著《新论》中记载,神农“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明代《说郛》载:“祝融取摇山之梓作琴,弹之有异声,能致五色鸟,琴之至宝者,一曰凰来,二曰莺来,三曰凤来。”“邹屠氏,帝誉之妃也。以碧瑶之梓为琴,饰以增浮宝玉,遂名增砰琴。伏羲四琴,名丹维、祖床、委文、衡华”。

从这些关于古琴起源的传说来看,古琴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二是儒家所推崇的上古三代的“治世之音”。

《尚书》中有“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载,《礼记·乐记》中亦有关于古琴的内容——“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有德者也。”《诗经》、《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都有关于琴的记载。东周时各国乐官多通琴艺,著名的如楚国的钟义、晋国的师旷等。孔子琴艺娴熟,他教授的“六艺”中,即有弹琴颂诗的内容。

西汉初期开始出现七弦琴,古琴弹奏在士大夫文人阶层广泛流行。西汉司马相如是集辞赋和琴艺于一身的著名文人。他以精湛琴艺博得卓文君爱情的故事,世代相传。司马相如所作《长门赋》精辟地描绘了古琴的演奏:“授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芷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后因司马相如的琴艺高超,他的“绿绮”琴也久负盛名。东汉文学家蔡邕精通历史、音律、天文、善鼓琴等,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代表。他所创作的,琴曲《蔡氏五弄》(《游春》《渌水》《幽居》《坐愁》《愁思》)盛传于唐宋时期。他的《琴赋》为后人研究琴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琴操·序首》中第一次提出了“反其天真”,奠定了古琴演奏“移情自然”的美学理论基础。蔡邕之女蔡琰以诗词、音律驰名琴坛。汉代班固《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可见古琴已被文人认为可以教化人心。东汉恒谭《新论》曰“八音之中,唯丝为最,而琴为之首”更是尊崇古琴。东汉应劭《风俗通》也有记载“琴者,乐之统,与八音并行,君臣以相御”。

魏晋南北朝时,鼎鼎大名“竹林七贤”都有古琴随身,尤其阮籍和嵇康在琴界颇有影响。阮籍创作的琴曲《酒狂》和嵇康创作的《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更是佳曲。嵇康作《琴赋》,赞“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嵇康被人陷害,于临刑在刑场上抚琴曲《广陵散》并感叹此曲失传一事更是广为人知。魏晋时期,谢安、刘馄、袁准、王徽之、戴选、贺韬、陶弘景、王彦等诸多文士皆为琴人,足见一代之盛。

南北朝时期的戴颙和宗炳是兼长古琴和绘画的文人。《宋书·隐逸传》对戴颙及其兄戴勃的记载是:“各造新声,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存于世。”“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可见他们在琴曲创作上的重大影响。宗炳“闲居理气,指觞鸣琴”,“妙善琴书”,以演奏琴曲《金石弄》盛名。

唐代制琴名家辈出,流传至今的唐琴,一直被奉为神品。唐代仅四川雷氏家族就有雷霄、雷威、雷珏、雷迅等十余人,还有张越、郭亮、李勉等高手,给后世留下不少精品。宋《琴苑要录》云:“唐贤所重推张、雷之琴,雷琴重实,声温劲而雄,张琴坚者,声激越而润。”

宋代是一个文人士大夫文化非常发达的时代,而依据礼制“士无故不撤琴瑟”的思想以及古琴音乐本身的魅力,古琴作为士大夫阶层的重要乐器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普遍的流行。宋代皇帝十分推崇与喜好古琴,更尊崇以琴知名的人士。《宋史》卷一百二十六《音乐志》记载太宗尝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王因之,复加文武二弦。至道元年,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北宋时期另一个以喜爱古琴而着称的皇帝是多才多艺的宋徽宗,他主要的艺术天分在书法与绘画方面,但也同样醉心于古琴。流传于世的《听琴图》便是最直接的明证,图中弹琴者即为宋徽宗。此外,徽宗还曾广搜天下名琴,收藏于内府,建“百琴堂”以贮之。

宋代文人士大夫已开始收藏传世古琴。唐代雷氏家族制作的古琴由于质量优良,在宋代成了文人们争相收藏的对象。北宋的著名文人如欧阳修、苏轼均有古琴收藏。欧阳修曾说“吾家三琴,其一传为张越琴,其一传为楼则琴,其一传为雷氏琴。”苏轼收藏的古琴则主要是雷琴,他在《晃和西湖月下听琴》一诗后序中便谈到“家有雷琴,甚奇古,玉涧道人崔闲妙于雅声,当呼使弹。”宋代开始,大量对当代及前代古琴的评述开始出现在文人文集及笔记小说中,欧阳修所自称的“六一居士”其“古绿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欧阳文忠公集·附绿卷一》”可以视为文人趣味的代表,而古琴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宋代文人能琴材料随处可见,甚至许多仅仅从诗作题目中便可以看出,如苏舜钦的《舟至崔桥士人张生抱琴携酒见访》、梅尧臣的《张圣民席上听张令弹琴》、欧阳修的《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江上弹琴》、苏轼的《次韵子由弹琴》、黄庭坚的《次韵无咎阎子常携琴入村》、《听崇德君鼓琴》、李昭纪的《赠汉老侄琴》等等。

伴随着大量文人弹琴的现象,文人在听琴、赏琴的文化活动中也均有一番妙味蕴在其中。携琴相访,诗文赠答,也是文人交往的常态,而这种交往与唱酬都是建立在对古琴音乐所代表高雅、古淡的美学特质的欣赏之上。

宋代文人古琴音乐方面的修养而言,首先表现在演奏古琴的人数非常之多。在宋人音乐素养普遍较高的背景之下,很多文人精于古琴的演奏,一些著名的隐士如林通、魏野,著名的古琴家朱文济、崔遵度自然不消说,其他散见在文献中的琴人材料在宋人的文集、诗集中也非常常见,如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十一中的《游龙水城南》一文云“龙水城南大雷雨后十里至广化寺,溪壑相注,沟腾为一。草木茂密,稻花发香。邵彦明里酒招余,及华阳范信中,龙城欧阳佃夫,约清旦会于龙隐洞。余三人借马自南楼来,至则彦明及其弟彦升在焉。初至震雷,欲雨,既而晴朗,烧烛入洞中,石壁皆沾,湿道崖险路绝,相扶将上下。及乃出洞之南东,还卧洞口。佃夫抱琴作《贺若》,有清风发于土囊,音韵激越。”

元朝、明朝时期,古琴尚是文人士大夫阶专用乐器,作为他们修身理性乐器常伴身侧,明代有大批古琴制造。明皇室尚琴,皇帝、太子、藩王以至太监都以琴为雅好,动辄制琴数百张,崇祯皇帝临死前还在研读琴曲,可知痴迷。但明至清中叶,民间音乐、戏曲的繁荣,对古琴的发展形成了冲击,至清代后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古琴不仅在宫廷为“虚器”,为皇家收藏的古董,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也备受冷落,能琴者急剧减少,最终到二十世纪初全国只有善琴者数人。清末至今,古琴已全面衰落的事实乃无可否认。

如今,古琴虽然受到藏家追捧,但藏琴者多而能琴者少,在一片喧嚷中,古琴早已有弦无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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