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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一:我的东方汉字美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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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出生江苏,本名:张梅夜

1985年先后就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班

1989年先后任教扬州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1995年始分别在北京当代美术馆,国贸艺廊,广州、北京艺博会,上海万丽大酒店,上海展览馆09当代国际艺术展览会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2002-2012年签约意大利fuxin画廊

我觉的我近日所作的“汉字”作品“Chinese characters”不能叫着书法,因为“书法”作品应该是“calligraphy”“书法是指文字符号的书写法则”,我这最多只能算是“汉字”艺术作品。我并不是一个毛笔字写的好的人,好在这是一个键盘的时代了,“书法”也已经彻头彻尾作为艺术、文化的身份、价值而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中国书法之美,老外过去根本就看不懂,所以书法艺术多年来也就我们中国人自娱自乐,并标榜为是“国粹”。我个人以为书法它主要在于文字内容和笔锋一转一弯、先撇后捺中透露出笔者的气质和个性、情绪以及平面装饰之美。中国当代书法有的人去靠西方行为艺术,有的走抽象表现主义的道路,如何才能有效地改善建构新的东方书法艺术的发展呢?记得第一次在美国看到井田有一的作品时我就在想:我如果写字做这种“汉字”作品艺术,我想我应该要比他更讲究诗意,气质更具沉静和华丽,表情更空灵散淡一些吧。尚法求“工”又尚意宣“情”,而不是这样的楞、狠、猛。虽然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很有力量,也不糙,三十年前我这么干过,现在应该已经不会是我成熟的个性和气质了。我的“书法”可动的脑筋看似好像有限,其实,可自由发挥的空间应该是巨大无边的。构图、色彩、造型、肌理。。。只是我比较笨吧了。

“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书林藻鉴》,一般说来中国魏晋时期既是书体的终结期又是书法技法的集成大期。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气质早年在王羲之时代就给了定位了。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到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我们东方大陆和西方人的文字语言文化本质是不一样的,日本人的“书道”走的虽然同样是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但是,发展下来以后也变得越来越不相同了。

唐楷有法度,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书法有一个不断地演进的历史。

“书至初唐而极盛”。欧阳询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一时尊为“翰墨之冠”,扬州李邕变右军行法也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张旭史称“草圣”)。孙过庭草书儒雅,贺知章,李隆基亦真率旷,风骨丰丽。当然名气最大的颜真卿则是从古法中立新意,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风格。到了晚五代,国势转衰,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后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又狂禅之风大炽。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而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

宋朝,一文人王朝,书法尚意,和朱大倡理学有关,讲意之内涵,同时又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如果说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了宋代,书法开始以尚意抒情。遗憾的是让东方文化由此文弱而没有浪漫起来,自然又没有自由起来。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蔡襄、苏东坡、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己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应该说宋朝还是达到了古代中国封建文化美学的一个高峰。

我的这一批文字作品,我希望它们和中国古代的这些传统书法有所关联,看到一些延续。因为中国“书法”它确实是最具东方性美学标签性的艺术形式之一。我想让自己形成一个风格,在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又更匹配自然更接近东方语言、哲学思想观念一些。我不想躲开王羲之,颜正卿、柳宗权对我的影响,也不想躲开井上有一和抽象表现主义。但是,我得更需要找到自己並找到那个优秀部分的自己。找到一个新的东方性的书法美学来。输入能量,并使之成为有实力有才华有活力的艺术。

总的来说我十分珍爱中国水墨画中的(宣纸)净白温润之唯美的气质。色、墨、水的晕迹让字有了一些新的修辞感觉。有些简单静心之态。书写字时追求苍劲的中锋精神。表面优雅而骨子里藏着风骨也会让人觉得很有力量。从架上绘画这个角度看,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已经将西方绘画美学走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地步。东方绘画艺术的美学如果不关注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历史、更新自己的文化价值,重新构建新的东方美学,几乎没有了选择。我曾经在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大量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面前思考过自己,我做出创作目前作品的选择。东方艺术语言的构建应该从基本的绘画意境、造型开始。创意、活动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未来,谁也猜不透。但是雄心不可缺,信心不可无。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非常流行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句话。私以为,我们则是处在一个东西、新旧价值观纠结混乱状态下的时代。这是一个逆境中冲刷你我毅志,考验“希望”存活量的时代。史上没有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只有配量(dosages),矛与盾、得与失总是相辅相成。1922年据说爱因斯坦来中国曾在日记中直言中国人“勤劳、骯脏又愚钝”(industrious, filthy, obtuse)。虽然一百年前的中国确实很贫弱,但是如今听起此言来依旧让人觉得郁闷。故此,如今这更是一个追求伟大卓越的国家、民族、文化,勇敢奋起迎接挑战又极具使命感的时代。

陌上人如玉,弃旧图新行。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一个春风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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