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入藏了一批已故荷兰汉学大家高罗佩的个人藏品（由高罗佩的四名子女联名捐赠）。
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在欧洲汉学界颇负盛名，是著名的汉学家、东方学家、翻译家、小说家和收藏家，根据其小说《大唐狄公案》改编拍摄的影视作品《狄仁杰》在中国家喻户晓。抗战期间，高罗佩作为荷兰外交人员曾在重庆生活过三年，与这里渊源颇深。正是基于此，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得以入藏这批颇为珍贵的藏品。
高罗佩的这批个人藏品主要包括其生前在书房中使用过的文房用品和家具，收藏的古琴、书法绘画、木版年画、书籍，他的部分汉学著作和多国语言版本的《大唐狄公案》，以及一些翻拍的高罗佩不同时期的照片资料。其中，木版年画多达70余幅，且色彩鲜艳、品相良好，颇为精美，这里面就包括两幅很有意思的辛亥革命题材年画。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而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普通民众所受到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作为中国民俗文化重要载体的年画是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贴近现实，反映出人们的希望和爱好，当中就有不少与辛亥革命相关的题材。如福建漳州刻印的“革命大戏武昌城”、苏州桃花坞彩印的“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等，湖北黄陂还发现了辛亥革命题材年画的木刻雕版，这些描绘当时的风云人物或交战场面的年画为我们再现了普通民众眼中的辛亥革命。高罗佩收藏的这两幅年画正是此类作品，它们均为彩色套印，大小尺寸一致（纵30.8厘米，横51.7厘米），描绘的是武昌起义后，国民军与清军在汉阳、武昌、九江等地的激战场景。
1910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军迅速控制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并推举黎元洪为鄂军都督，一时革命气势如虹，全国上下响应者甚众。清政府闻讯后大为震惊，迅速做出反应，令海军提督萨镇冰和陆军大臣荫昌辖水陆两军火速前往武汉镇压，与国民军在汉口、汉阳和武昌等地进行激战，企图扑灭革命火焰。汉阳的龟山东临长江，北依汉水，与武昌的蛇山炮台夹江对峙，地势险峻，是当时的军事要地。
图一正是表现了国民军据守龟山以及蛇山炮台与清廷的陆军、水师激烈交战的场景。画面以“武汉军事全图”命名，整幅主要分为两个场景：右上角表现的是清军陆军驻扎在龟山右侧，与占领龟山的国民军展开交战，旁配文字“陆军全部驻扎龟山右边以待交战前□胜负未分”；其余画面以对角线构图，萨镇冰指挥的海军居左，控制长江江面，黎元洪领导的国民军居右，死守蛇山炮台，旁配文字“水陆交兵炮火从事胜负虽未见但风闻萨军门之兵轮退守九江口矣”，前景炮火交加，硝烟弥漫。这样的构图一来使整个画面产生了极强的延伸感和动势，显得热闹饱满，二来对角线形成的对峙也突出了鏖战的紧张感。
图二“国民军据守九江”描绘了国民军与清军在江西九江交战的场景。画面以火光中的九江城门以及国民军和清军激烈交火的前线为中心，对角线分割画面，表现了双方水火不容的交战态势。图左上角列队整齐的国民军代表正义出队安民，旁配文字“九江道署被焚国民军出队安民”，寥寥数字树立了国民军的形象，图右上角表现了荫昌被刺的情景，旁配文字“荫昌被刺陆军大乱初七日抄报传单”，表明了消息来源的时间和途径。
这两幅年画中描绘的发生于1911年的革命场景，乍看之下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甚是相符，但细细考究，还是有一些脱离实际之处。如年画里国民军旗帜为太极旗，事实上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使用的是十八星旗；九江是长江下游的重镇，九江新军于1911年10月23日夜间开枪起义，次日便宣布独立，并成立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清政府在这里虽置有重兵，但与国民军并没有发生过激烈战斗，面对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清廷官员几乎放弃抵抗，仓皇而逃，荫昌被刺一事更是子虚乌有，纯属虚构。那么年画匠人为什么要刻画这样的画面呢？一方面是由于民间艺人并非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作为普通民众的他们对历史的真实细节并不完全知晓，他们的消息往往来自小报传单或茶余饭后的道听途说，难免失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民间艺术需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和偏好，更青睐一些大快人心的谣传。这种现象在时政新闻类的年画中并不鲜见，表面看这些画面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其实暗含了民众的态度，反映了普通大众的偏好。
诚如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所言：“辛亥革命是一个上流阶层的革命”，普通民众对这场革命的参与度并不高，“革命”被简单地理解为“改朝换代”，但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背景中，他们必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许微弱但是真实存在，反映辛亥革命的年画便是这种声音的体现。我们无意苛求它能准确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或许这也是一种“真实历史”——普通民众的眼中的“真实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