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桂湖
人物名片
莎拉·韩蕙（Sarah Handler），西方撰写中国家具最多且最广为人知的一支笔。出生美国纽约，在密歇根州接受教育，之后辗转纽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普林斯顿和莱顿大学学习。她曾任前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策展总监，撰写了大量研究中国家具的文章，出版过两本家具著作《中国古典家具的光辉》和《中国建筑中的明代家具》。
莎拉·韩蕙
西方写家具最多的人，不是艾克，不是安思远，或许也不是那位著名的柯律格，而是一位中文名叫莎拉·韩蕙（Sarah Handler）的女士。她是前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刊《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季刊》的主要作者，也是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赏》的英文译者。
J.H。 Zeeman博士收藏清 黄花梨圆角柜。莎拉·韩蕙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家具的光辉》第254页中谈到，此类柜应曾用于储存一系列物品，如青铜器、玉器、小型器皿、书籍与衣物等。
她出版了深入浅出地探寻明式家具之美的名著《中国古典家具的光辉》（Austere Luminos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和《中国建筑中的明代家具》（Ming Furniture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Architecture），被西方学者誉为“生动地引导我们穿过中国宅院、花园、文学和诗歌，完美地讲述了审美的过程。”
莎拉·韩蕙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在西方通过家具解读中国。
从策展人到家具作家
莎拉·韩蕙是个艺术气息十分浓郁的女性，她既是亚洲艺术史专家，也是文笔优美的作家。她出生于美国纽约，在密歇根州接受教育，之后辗转纽约、堪萨斯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普林斯顿和莱顿大学深入学习。她的丈夫是美国知名诗人和学者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先生，他们后来主要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都会区。
莎拉·韩蕙后来曾执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伊利诺伊大学和密歇根大学。1995年，她担任前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策展人（该馆在中国家具进入西方视野有着重要意义，被王世襄先生誉为“实现了几个世界第一”）。从这时开始，她把在中国家具、建筑方面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博物馆创始人罗伯特·伯顿（Robert Borton）创办的《中国古典家具协会季刊》上，以及艺术和古董杂志《亚洲艺术》（Asian Art）、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图录上，陆续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家具研究文章。
明 黄花梨榻，高79厘米，长192厘米，宽100厘米。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旧藏，莎拉·韩慧写作《榻的演变历史》用例。
在讨论西方中国家具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时，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那些对中国家具进行工艺和审美分析的研究学者们。
正是上世纪初期的几本《中国家具》和之后艾克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帮助西方藏家敲开中国古典家具的大门，正是上世纪70年代安思远的《中国家具》，以及之后80年代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赏》，掀起了西方收藏中国家具的浪潮。
可以说，莎拉·韩蕙是十分具有时代特征的学者，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家具和艺术材料面前，作为一个有着充分精神空间和心灵触感的作家，她无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本刊记者辗转多处，获得了莎拉·韩蕙的专访。
明末清初 黄花梨低背透雕岁寒三友玫瑰椅，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莎拉·韩蕙在《中国建筑中的明代家具》写到：“这些椅子上饰有的岁寒三友（松、竹、梅）。松和竹整个严冬都是常绿的，而梅花是第一个在早春开花。因此，这三种树一起代表逆境生存的能力，尤其是学者和官员在政治动荡期间保持正直廉正的能力。”
对话莎拉·韩蕙（Sarah Handler）
问_陈桂湖 答_莎拉·韩蕙
记者：您多年来撰写了大量中国家具的文章，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中国家具？
莎拉·韩蕙：我第一次开始写中国家具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在上劳伦斯·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先生的研究生课程。劳伦斯·西克曼是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一直致力于中国艺术、建筑和家具的研究。在他的引导下，我很快意识到中国家具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那些美国博物馆馆藏家具的美深深吸引了我。
当时，很少有人写中国家具的研究性文章，而当时美国的大学中有大量的中国绘画，于是西克曼鼓励我写一篇中国家具的博士论文，把家具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写得生动一些，以便读者阅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趣味性。
后来，我就经常被要求写家具的文章，而作为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策展人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会为中国古典家具学会杂志撰写文章。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家具的美体现在哪里，它为什么会受到众多西方藏家的追捧？
莎拉·韩蕙：西方人，比如劳伦斯·西克曼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生活在北京的时候，会用明式家具来布置他们的中国宅院。受包豪斯风格的影响，他们更青睐于现在被称为“经典”或“明式”类型的家具。
他们出版了第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这就是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和乔治·盖茨（George Kates）的《中国家用家具》 （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1948年）。后来，当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拍了很多张中国宅院和中国家具的照片，并出版著录，因此成为20世纪美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基础。
中国家具有非常强大的审美情趣，而且是功能性的，这在当代室内设计中可以得到完美的应用。此外，它也是物美价廉的（有可能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一件很好的作品）。在1986年，我对王世襄的书籍《明式家具珍赏》翻译出版后，市面上出现了许多有趣的作品，并形成了新的收藏潮流。
但在现今的美国，已经很少人有兴趣去收集这种类型的家具了，因为它们的价格非常高昂，并且缺乏真正好的作品。
莎拉·韩蕙著作《中国建筑中的明代家具》
记者：您自己有收藏中国家具吗？
莎拉·韩蕙：我不是一个收藏家。
记者：您翻译了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可否为我们讲一下您与王世襄先生交往的故事？
莎拉·韩蕙：这是我最近在纽约苏富比演讲的内容：
1984年，我受邀去北京参与著名学者王世襄的中国家具书籍翻译工作。第二天早上，我穿过一条胡同到了他家：芳嘉园的四合院里，供他们夫妇使用的只剩下三个小房间，其它房间里，完全堆满了他所收藏的精美中国家具。
我们常坐在他的明代紫檀桌的两边，王世襄则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扶手椅上还有一本包着护封的书籍。王世襄是一个美食家，他的厨艺非常有名。在那里，我享受到了茶和一些时令美食，让我记忆深刻的有一个完美的桃子，在北京很稀有的带穗玉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月饼。
坐在书桌前，我们学习复杂的中国木工术语、中国家具的形式美及其历史演变，更认真了解王世襄写的真实的家具构件。有时，我会听到空灵长哨的乐声淡入淡出那是他在吹鸽哨的声音。他告诉了我很多关于鸽哨的艺术与历史，而那些冬天的蟋蟀，放在装饰精美的葫芦里，还会唱着歌儿。
王世襄著《明代家具珍赏》英文版《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Furniture》，参与翻译的是莎拉·韩蕙、Lark E。 Mason Jr。 、钱景贤和王文炯，朱家溍先生作序。
在北京的这段日子里，我收集了王世襄在一起的每一个故事。
记者：在您看来，像明式家具这样的艺术品，对于人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莎拉·韩蕙：艺术作品丰富了西方人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快乐，同时也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明式家具是特别的，因为它是功能性的艺术，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不仅仅可以凝视它，而且还能和这些艺术品直接接触，就好像它们是有生命的。
记者：如果有一天，您的家具著作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您对此有什么期待？
莎拉·韩蕙：我一直希望我的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一个很好的杂志上发表。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