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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当代美术馆历史典藏地图展
2015年8月8日-12月30日，银川当代美术馆开馆展“文明的维度”之“疆域的轮廓”—— 历史典藏地图展在二层4号展厅展出。展览通过馆藏老地图中所呈现出来的中西方交流路线图，从而勾勒出一种地理上的国际化语境及其变化。同时，通过研究者对古地图绘画艺术的研究，展示出东西方地图绘制上的交流、学习、模仿、改进以及背后涉及的社会文化变迁的问题。
展览综述
郭亮
多年后会出现一个时代，那时海洋将解开物体的锁链，大片陆地随之出现。那时提费斯将揭示新世界，而图勒不再是地球的极限。
——塞涅卡
在中国与西方交流史中，对近代中国起到深远影响的当属16世纪末开始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活动。追溯历史，基督教曾经三次传入中国：第一次为公元七世纪唐太宗时“景教”的传入。第二次是在十三世纪的元朝。当时除了景教随着蒙古人重新进入中国本部外，还有从欧洲前来中国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蒙古人统称这两派基督教为“也里可温”，至元末基督教再次消失。第三次是十六世纪末，明朝年间，天主教耶稣会士又纷纷来华，到清代为止，他们的活动长达约两百余年。中西的交流不仅是宗教层面，在科学、历法、文化艺术方面，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比教义更为深入人心。在这个交流的浪潮中，地图作为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主要文化策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十五世纪末，欧洲诸国完成了国内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过程。君主们把远航冒险当作开拓贸易与扩充势力的途径。1492意大利人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的支持和资助下，横跨大西洋，经过七十天的艰苦航行，到达了今中美洲的圣萨尔瓦多，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1519年葡萄牙人斐尔南多·麦哲伦又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作了一次“环球”航行。他也向西航行，绕过南美洲南端的海峡（后来被称为麦哲伦海峡）进入风平浪静的太平洋再经过九十八天的艰苦航行，于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群岛。
欧洲和中国地学的规模化交流出现在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对中国舆图的绘制与表现带来一定的影响。佛兰芒地图学派的最新地图科学也进入明人的视野，无论传教士绘制或是明人摹刻之地图在这一时期都体现出微妙的互动。在欧洲地图学于16世纪末传入之前，中国的舆图绘制已有长期独立的发展体系，始终未形成具备“地图投影”的欧洲科学样式。甚至到清末开始采用西方科学测绘时，许多中国地图的描绘仍然体现出传统舆图的强大影响。欧洲地图学理解和评价中国古代舆图的观察、绘制之难度在于中国舆图是中国古典学术、科学和视觉艺术的组成部份。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科学，特别是地图学与文字考据学的分离使中国文人难以接受欧洲地图。不过在明万历间，一个有趣的地图实验随着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虽不具备类似欧洲地图学的观察、理解背景甚至是材料工具，但传教士们所携带的佛兰芒-荷兰《世界地图》蓝本，和他们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对晚明以后的中国舆图影响甚广。需要指出的是，西来地图进入中国后，同期中国舆图的传统和绘画表现对欧洲地图刻绘样式亦施加了微妙的影响，这突出的反映在晚明时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所绘的各式地图之中。此时出现诸多《世界地图》的摹刻本、绘本显示出晚明知识阶层对域外疆域的特殊关注。与欧洲地图来华之前和科学测绘施行之后相比，此时翻刻绘制的《世界地图》不仅成为当时地学进展的一个缩影，它们的绘制方式更具有新的特征。追溯地图的历史，自公元2世纪，托勒密编著的《地理学指南》，就附有27幅世界地图，翻印达50版，在西方影响达一千年之久。公元3世纪，中国的裴秀编制了《禹贡地域图》，提出了“制图六体”，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地图编制原理的最精辟论述，形成东方独特的地图技术途径，在中国也影响了近千年。托勒密与裴秀两位古代地图学家，按照数学法则建立的描述地理位置的经纬线和方里网，至今仍然是地图数学基础。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在16世纪后，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测量和航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世界地理有了新的比较完整的认识，这成为完善世界地图的基础，也成为地图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从中国传入欧洲的造纸印刷术得以推广，促进了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等地图印制出版中心的形成。欧洲地图的发展主要有三大地理学派：意大利学派、葡萄牙学派和佛兰芒学派。它们在确定非欧洲地区的地理特征上，起到了先锋作用，乃至整个16-17 世纪，无论是其作品的数量，还是其质量，它们在欧洲大陆一直保持绝对领先的地位。
通过16世纪东西方的交流，两种坐标体系同时出现在一幅地图上。罗明坚的地图上出现了方格网，中国的《皇舆全览图》也采用了西方地图上的经纬线。1569年，墨卡托设计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第一次把东、西半球已知范围展现在一幅地图上。这种投影的地图能为航海者进行直线导航，为航海图所普遍采用，被命名为墨卡托投影。墨卡托的工作被誉为16世纪欧洲地图学的里程碑，他的地图集开创了世界全图的新投影，反映了当时欧洲地图发展的特点。与墨卡托同时代的、东方地图集的先驱是中国明朝的罗洪先。他继承和发展了朱思本的《舆地图》，完成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综合地图集《广舆图》，这幅中国地图成为此后近两百多年欧洲人绘制中国的范本。罗洪先和墨卡托都以地图集的形式，分别总结了16世纪以前东、西方地图的历史成就，承前启后，对后代地图发展产生的影响延续了数百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卫匡国等人在沟通东、西方地图学知识方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个时期，逐步确立了用科学的方法来绘制地图，但依然没有忽略地图中的艺术创造。通过把地图进行合乎逻辑的汇集，产生了地图集（第一次把所有的地图都缩小至同样的比例），地图册便于查阅和运输，同时，又发明了越来越精细的测量和投射体系，使用越来越精确和新颖的天文学、大地测量学仪器，印刷术的革新而对地图制作的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新的航海路线的开辟，对新发现大陆海岸线的探险，大洋两岸地区基础贸易的产生和欧洲殖民地在新的地区的建立，催生了标有亚洲海域和中国沿海城市的航海地图。
图像，作为地图呈现的面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和中西方绘画一样的多元和丰富。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是欧洲地图最辉煌的时期，因为地理观测在此时更多的是以艺术的眼光去把握和描绘，地图和绘画一样具有象征、寓意和装饰的特征，被人们所珍视、寻觅和收藏。本次展览汇聚了欧洲地图史上自16世纪到19世纪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地图原作，无论地图的绘制、精美程度、多元和丰富性在国内都是没有先例的。展览将以“启蒙的时代”、“图绘世界”、“驶向亚洲的航线”、“科学与交流”四个主题，将近百幅欧洲古代地图呈现出来，可以使今天的人们看到地图实际上也是艺术，是绘画与雕刻的之外一种表达方式。这些原作中有众多世界制图史中闪耀光辉的大师之名，例如：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 、乔凡尼·安东尼奥·马基尼，约翰内斯·扬松纽斯、琼·布劳、尼古拉斯·凡·埃尔斯特、威廉·扬松·布劳 、文森佐·科洛内利、弗雷德里克·德·威特、乔治·马泰乌斯、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海因里希·谢勒、乔治·布劳恩 、弗兰茨·霍根伯格、吉罗拉摩·鲁切利、贾科莫·加斯塔尔迪、塞巴斯蒂安·缪斯特和乔瓦尼·巴蒂斯塔·卡纳利等等，尤其是此次展出德国制图大师塞巴斯蒂安·缪斯特的作品源于1550年，这些珍贵的原作不仅是人类历史中绘制地图的先贤，更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地图是公认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西交流的时代也曾来到过中国，被明清时的中国人观赏、赞叹和模仿。这次的展览不仅是对伟大制图家的一次回顾，也更是中西交流的一次思索与展示，对于历史来说，最大的敬意莫过于重新去回顾和品味，来看看几百年以前，人们是如何以艺术和科学的目光观察世界，又是以什么方式来把握世界，这对于今天无疑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展览分类介绍
启蒙的时代
地图（集）—— 阿特拉斯（Atlas）一词本身来源于神话：是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属于泰坦神族。地图是人类交流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最早的地图先于文字出现，人类一直沉醉于地图与它不同的绘制方式，甚至包括错误的再现。地图同时也是人类与世界之间最直接的链接，从古到今，各式各样的观察方式产生出完全不同地图绘制模式，无论是以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或是试图寻觅新知的角度，地图都可以呈现出一个令人惊奇的宏观世界。地图也曾象征过征服、神话、财富、权利和秘密。作为历史的图绘表达之一，地图以它天然的优势将世界不断的分类、分割与融合，伴随着人类历史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西方近代的地图学起源于15世纪以后的地理发现。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意志成为地图绘制的核心。大多数的地图被绘制成‘T-O’型，即世界为圆盘，分割为亚洲、欧洲和非洲三部分，地图的核心是圣城耶路撒冷。地理大发现以后，随着各国殖民贸易和航海的兴起，地理知识不断丰富，需要更加精确的地图。随后的制图学即藉助于罗盘、望远镜、四分仪等工具和文艺复兴时期不断发展的数学、几何知识，逐步形成了按照数学法则绘制、通过地图符号，并具有艺术装饰绘制的新地图学。这是一个充满可能的时代：第一幅把美洲作为一个独立大陆，并表现亚洲东部的地图家，是1507年绘制世界地图的马丁·瓦尔德泽米，墨卡托以他绘制世界地图（1569年）运用正轴等角圆柱投影法而闻名，德国地图家塞巴斯蒂安·缪斯特绘制的地图具有一种古朴的德国版画之美。
16世纪安特卫普的制图家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开创了伟大的时代，他是史上第一部世界地图册的制图人。这部世界地图的图像也随着耶稣会士流传至明代的中国，并在明代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制图史中的关键阶段，虽然地图的绘制还达不到高度的精确，但是这些地图的探索者们却没有使地图变成枯燥的科学图示。相反，他们在未知的领域中，开始尝试用科学的宇宙观来表达人、地球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此时的地图开始有了经纬网和比例尺，开始关注科学实用价值，也十分重视地图的绘画装饰，启蒙探索的古地图卷轴渐渐展开。
图绘世界
对托勒密《地理学》的重新认识，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制图者们找到了以数学原理为基础的绘图秘密和技巧，这包括以地图投影为基础，将三维空间转换成二维空间，以及用数学方法更准确地计算方位。由于印刷术的传入，极大地改变了地图的面貌，也改变了地图的制作和发行方式。到17世纪，地图在欧洲社会已十分流行，广泛的应用于军事、航海，同时也是昂贵的奢侈品。
地图具有非凡的视觉表现和惊人的图像描绘形式。近代之前的地图被赋予过宏大的内涵，是国家的形象与理想，代表疆域、进取甚至霸权，更是神权和神话的隐喻。不过即使是在地图图形日趋单一的今天，作为描述地域的特殊图像仍未被画家们忘记。大卫·伍德沃德指出，甚至是在二十世纪，特别是60年代，绘制地图的本能被现代绘画自身演绎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例如错觉图形大师莫里茨·埃舍尔、大地艺术家理查德·朗等许多艺术家都运用地图作为他们的创作主题或其绘画的装饰。
不应忘记的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欧洲传统的地图绘制传统。壁画绘制时常借助地理图像，地图也多有画家参与绘制。最著名的代表是意大利的壁画地图，例如位于佛罗伦萨的韦奇奥宫和罗马的梵蒂冈。至16世纪末，欧洲对地图感兴趣的人已经包括受过教育的普通公众。应他们的消遣与需求，开始出版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册、地图集。意大利作为地图制图的领导者，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绘制出了完美的壁画地图。
17世纪佛兰芒地图学派的重要性和迅速发展，在当时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中体现出来。佛兰芒学派的地图绘制名家辈出，地图印刷的媒介，从木刻到铜版雕刻的改变，为尼德兰熟练的地图工匠提供了巨大的便利，阿姆斯特丹因此在1590年成为欧洲地图制作的中心。一些地图出版者往往开始是由艺术商或雕刻家做起。艺术商、铜版雕刻家扬茨·维斯切尔（ClaesJansz。 Visscher，1586–1652）绘制的《荷兰十七省图》（The Seventeen Provinces）成为维米尔画中地图的巅峰之作——《绘画的艺术》中最耀眼的饰物。荷兰一流的地图大师琼·布劳是荷兰最著名的制图师之一，他所绘制和印刷的地图代表17世纪地图所达到的制作高峰。
16至17世纪荷兰地图，时常在地图作为艺术和地图作为科学之间的方面为世人所称颂。人们倾向于把地图看作是绘画的又一种展示方式。地图和绘画一样，是一个主观领域的记录，和一种更加独特的表现意图，地图制作者对呈现或忽略的知识进行分类和选择，我们的观点是地图是一个具有高包容度的“智慧”系统。正如欧洲地图在17世纪所呈现出的精美装饰那样，神话、宗教、风俗、科学观测、风土人情和贸易活动都可以成为地图的构成元素，绘画与地图的完美结合是这个时期地图的主要特征。
驶向亚洲的航线
十五世纪时，欧洲探险活动开始强劲增长，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中国，由明朝资助的海外探索在郑和的七下西洋后就已终止，而十四世纪的伊本·巴图塔以后，再也没有伟大的穆斯林旅行家。但在欧洲，开始由政府或商业公司计划并出资组织探险队，并且第一次向广阔的海洋进军。欧洲需要贵重金属和香料，探险者个人试图发现新大陆，欧洲人正在扩大贸易活动，而为贸易提供财政援助，就急切需求黄金、白银和香料。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控制着贵重金属、宝石和香料的贸易，阿拉伯人阻断了欧洲人和亚洲人间的直接来往。事实上，他们控制着北非和西南亚洲的大片地区，居于控制这些物产供应欧洲的地位。
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来临时，欧洲各国兴起海上冒险，探寻世界地理，发展外海的商机。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远洋贸易。在这些海外探索中，欧洲人发现了许多当时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欧洲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其中有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等。在当时，地图学、航海术与造船术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荷兰优秀的海员很长一段时间支配了世界贸易，取代原来占据此地位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荷兰在16世纪末独立后，迅速发展为世界最大的航海和商业国家， 1602年设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后，逐渐垄断了与中国、印度、日本、锡兰和香料群岛的贸易。这时期，荷兰的制图师绘制了东南亚一带第一手的地图资料，从他们的地图记录中可以看到一部近代欧洲殖民、贸易和战争的历史。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航海时代的地图绘制更加多元化，很多制图家热衷于表现东亚、殖民地或贸易往来之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地图往往使用绘画般的视角，具有三维特征而不仅是俯视的平面观察，这样的地图在介绍海外状况时，极为生动。例如英国的亚罗史密斯地图家族绘制的亚洲地图、荷兰制图家阿诺尔德斯·蒙塔努斯绘制的《帕罗玛玛山地图》、荷兰地图家亨利·亚伯拉罕·查特莱恩所做《日本首都及其他城市的描述图》都显示出地图不仅可以作为测绘的工具，也是文献记录的一种方式。同样是荷兰制图家的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的《印度果阿节日与仪式见闻图》地图强烈的显示出地图语言的广义性，它可以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使地理观测成为一个载体，来理解复杂的世界格局及其特定的交流模式。
科学与交流
19世纪时，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了欧洲社会进程中的两大主导力量，而制图学则迎合了这个帝国时代的需要。制图学同样受到科技发展的深刻影响，由于新的印刷技术出现，1798年慕尼黑的印刷工塞内菲尔德发明的石版印刷术可以使制图者有效的呈现新型数据。改变了正在迅速成长的制图业，亦改变了色彩印刷术的视觉效果，人类探险的原动力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地理信息被可靠的描绘出来。
以尼古拉·桑松为发端的法国地图学，受惠于王室振兴学术政策而得以发展，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欧洲占据主导地位。法国于一六六六年设立皇家科学院，次年开设巴黎天文台。为提高这两所研究机关的质量，于一六六九年聘请了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卡西尼。此后卡西尼的学生多里尔于1700年之后以世界地图和大陆地图为始，制作发表了许多绘制精准的地图作品。继承这一传统并进一步提高了地图的科学性，这一时期的地图渐渐去掉了唯美的绘画装饰和漩涡花饰，将日趋精确的大地测绘科学带进了地图绘制本身，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地图与艺术距离越来越远的时代，随着地图技术的成熟，以及大众对地图需求的空前增长，传统的制图法发生了改变，从土地测量员、绘图师、刻板师及印刷工等各个领域都趋向职业化。地图制图，以及由绘制地图影响的世界呈现方式，从此彻底改变。
当然，实际绘制的地图还是充满了变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也未完全消退，维克多·莱维塞尔的《亚洲地图》就以极为精美豪华的手法呈现亚洲当地的英雄人物、物产、景观、服饰、国家边界、乡镇和城市，而尼古拉斯·维塞尔的《巴拉格尔和莱里达地图》绘制层次很讲究，山脉的标识是按照写实立体的方式进行，城市景观则是俯视平面视图。图中河流、建筑物与城镇做了十分细致的标注，并带有比例尺。
古典时代地图的最后一缕余晖永远驻留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时，它已是用唯美的方式把握地理疆域的时代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