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潜
与张锡庚先生亦师亦友的交谊，屈指算来已近三十个年。1980年代中期，我们相识在古城常熟一处古典园林式的校园，此后话人文、聊世事、叙家常，相知相勉，无所不谈，引为知交。源自这些年来与先生的过从之谊，书法之于我虽系门外，倒也不失有一些默然心会的感知。
当今书坛，张锡庚以自身的创作实力及艺术风格，无疑成为中青年书家中倍受瞩目的佼佼者。追寻他半个多世纪的书学历程，大体可以分为渐趋渐进的四个阶段：
一是爱好书法的起步期。1957年，张锡庚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马镇一个贫苦农家。家乡先贤徐霞客的精神感召，沐浴过懵懂的心灵。尽管家境贫寒，但有父亲望子成龙的督导，从小爱上了书法。那时字帖少得可怜，一本柳公权的《神策军碑》，伴着他依样画葫芦的习练，就此有了基础性的启蒙意义。12岁时父母不幸相继离世，年少的他饱尝了生活的艰难困苦，也铸就着勤勉、坚韧的性格。“文革”结束后进入大学，来自老师不同书法体的示范和点拨，让他对变幻无穷的书法世界更加入了迷，随之临写碑帖，心摹手追，因为买不起笔墨，相当一段时间就在水泥板上用清水描摹。不过，就像他后来回忆说：当此意气正风发，免不了写得浮躁，临得杂乱，感觉朝秦暮楚，大部分时间还尝试创作，费时不少，成功率却很低。这，也是年轻人路径摸索的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
二是书学理念的提升期。张锡庚真正步入书学的正轨之路，还要归功于1987年赴南京艺术学院进修的几年。正是受益于那段时间的教学，让他真正懂得了书法艺术的内涵，对于书法创作有了新的认识和转变。心也随之静了下来，开始由碑到帖、由帖到碑的系统临摹，对历代经典循环往复的悉心揣摩，个性化的创作路数逐渐清晰而明朗，加之作品的不断获奖，增加了自信的底气，也引发了他在取长补短的理性分析和充满锐气的创作激情中，努力寻求个人的审美取向。置身南艺的专业氛围，张锡庚少了急于求功的燥气，多了含蓄沉静的进境，此后的笔法跳跃性强了，精神灵动感大了。他说早期比较热衷明清一路，特别是王铎、傅山、张瑞图、倪云璐及黄道周等人的东西，喜欢写那些气势连贯的作品，也喜欢北方气势雄强的作品，大抵集中在这个时期。纳入书学的“正轨”状态，让他受益匪浅，这就是他后来特别强调的理念：“只有在博采众长的前提下，才能充实自己练就全面的手上功夫，从而在认识上，使自己的‘闻解’上升到见解，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三是书艺精神的交融期。南艺归来后，张锡庚由始学初唐，既宗魏晋，继而上溯秦汉，下追明清，通过遍览、勤摹古碑名帖，博采众家之长，笔墨的浓淡枯湿，笔情的跌宕起伏，书作风格于古朴中显示奔放，平静中不乏迭荡，自然流畅，气韵生动。但是，久居一处未免习染而不自觉。在他看来，不同的地域书风需要相互感染，有艺术主张的人必须不以自限，跳出已有藩篱，才能形成个人风格。如果说此前因工作关系，艺术生活圈多半局限于江南，那么，自1995年借调北京《中国书法》杂志社工作，伴随从江南到北国、从小城到都市、从海内到海外的周游行迹，地缘、业缘关系的扩大，文化交流的界面和场域得以进一步拓展。二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圈内众多的北方师友品习碑帖，交相切磋，借此转益多师的“问学之助”，既在宽广的文化平台上展示了自我，也有助于吸纳不同地域多元化的艺术元素，助成了书法艺路上的南北交融，兼济互补。难怪他要说：“对我学书过程产生重大作用的是在《中国书法》杂志任编辑，主要影响还是拓宽视野，交流广泛，名家名作林立，中国美术馆和故宫博物院的经典原作的拜读作用很大。”尤其是在故宫瞻观历代名家真迹藏品展，对他启发很大，从而坚定了传承经典、突破自我的艺术追求。
四是劫后重生的蜕变期。正当书艺之路愈走愈宽，转型中更趋精进的时候，2009年初夏的一场意外车祸，改变了张锡庚习常的生存状态。直面脊椎受损、高位截瘫的严酷现实，个体生命没有丝毫屈服。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他付诸了超乎寻常的意志顽强，随之有了令人振奋的奇迹再现。经过一年康复锻炼后，虽然端坐轮椅，行动已然不便，但临池不断，新作迭出，钟爱书法的心分明又坚强地站了起来。眼前的他，让家人或学生把毛笔绑在手腕上，借助手腕手臂的微力，被层层包裹着的笔得以重新提起，一张张原先少有的大字笔墨，让同道友人不由得想起了林散之、费新我、赖少奇等书坛前辈的病后新体，更有理由瞩望他迎来书风蜕变的艺术新时期。
循此脉络追寻，从常熟之起步，继则南京之提升，而后南北游艺之兼容，张锡庚在书学的田园沃土上励志笃行，翰墨痴情数十载，及至大难重生后依旧笔耕不辍，忝为见证者之一，不由得为他一路砥砺的艺术人生而敬佩。依我之见，张锡庚的书艺心路不失有代表性的文本价值值得寻绎，切入中华文化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话题，也许更有隽永的回味。
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家珍瑰宝，书法历来成为传统士子“修齐治平”的理想图式中感荡心志、宣泄幽情的载体之一，内聚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证以张锡庚的书艺履痕，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淡定和融的中年，人生在因时因地的现实磨砺中激越过，也冷寂过；辉煌过，也失落过。期间的神情意态，有起伏有俯仰，也有藏露有方圆，一如阴阳、虚实、曲直、刚柔、巧拙、清浊、雅俗等的渊默含茹，顺其自然中调适，融会着儒道佛的文化养液，由此历练起流贯内心的独立文化气脉及其品格。
时下有关“文化书法”一说褒贬不一，但书法体现文化内涵与人格修养，当属不争之实。真正的书家决不会停留于墨色的浓淡枯润、线条的方圆粗细、布局的虚实疏密等技法层面，要在自身人格襟怀和精神境界的用心关注。所谓“蓄意象于笔底，发美情于毫端”，也就是从“游于艺”之“形象”，终归于“志于道”之“意象”，直达“字如其人”、“书如心画”的主体标识。唯有先文而后墨，由游艺而进乎道，作品才能在“气韵”中凸显文化内涵和审美风貌，才有洋溢生命律动的美感。透过张锡庚书法作品的点画之精、布局之妙，更有内里表现出力、势、骨、气、意、情的美感流畅，无论是技法、题材，还是风韵、意境，无可置疑地归于文化书法一派。一言以蔽之，视书法为生命艺术。
在我看来，张锡庚书法作品中最为评论家所公认的书卷气，恰恰是儒道佛三教融会贯通的中和产物。透彻地说，在当下众声喧哗、心绪浮躁的社会语境里，蕴藉洒脱的书卷气，自是本真自在的风骨高标与精神操守。
书卷气作为个人内化涵养的外在表现，是书香熏陶浸润后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气质和风度，散发着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大雅之韵。始于宋代，书卷气为书家所见重，逮至后代文士多有阐扬论述。清人王概就说：“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论书》）近世书家杨守敬认为：“习书之道，一须人品高，二须学养富。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学富则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佚等伦者也。”（《书学迩言》）腹有诗书，其气自华，涵泳在胸的书卷气多了，匠气就少了，傲气、霸气、愤气和俗气因此被冲刷乃至摒弃，性情也在不激不厉中臻于“平和”的大气之美。明书家项穆对“中和”有过这样的诠释：“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废和，和亦不可离中”（《书法雅言》）。秉承“中和”之道，为人就会重素养，作品随之显内涵。与张锡庚相处熟识的人，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其为人之纯朴、待人之谦恭，化为笔墨之作，字行间也就有了醇雅之情、萧散之致的自然流露，有了形神合一的气韵美、动静相宜的灵动美。
推究这脉书卷气的缘由，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离不开地域人文的氤氲化育。此间，既有依托大学中文专业的知识背景，少不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博览与温存；又接触了历代不少书学作品，不无开卷有益的汲取。张锡庚自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多生活在江南常熟一地。“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古城，融自然造化和文化累积于一体，烘托着青山沉淀厚重的历史影像：湖光山色、奇石异洞、流泉飞瀑、古树名木的天然组合，名寺古刹、亭台楼阁、故宅名园、名人墓葬的人文点缀，登山临水，心亦吐纳，目既往还，别有兴会。溯自春秋时期言偃北游中原，师从孔门，文开吴会，道启东南。千百年来，生活于虞山琴水间的读书人，以“言子之乡不可无学”为职志，辛勤耕耘，各尽所能，涵化了“学道之名邦，弦歌之绝唱”的地域文化氛围。
水化江南，烟雨迷蒙；清风飘拂，微云舒卷。推而论之，身处江南地域文化的润泽，无疑构成了张锡庚艺术人生的丰厚人文背景。明清以降，植根于风物清嘉的自然环境和安稳的社会环境，更有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历宋元明清数百年间，江南崇文尚学，以文化之邦称誉四方，文人雅士代有传闻，从而形成了以文化为精神趋向、以诗性为审美理念的独特文化型社会，清新、雅致的文化情境和精神状态，就此弥漫于百姓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穿越漫长岁月最鲜活的历史传承。
在生活的点滴中寻觅乐趣，于万物的细微处滋养美感。这样的性格，无不内含了文化的支撑和灵魂。张锡庚家居枕河，临水阳台，俯看流水淙淙，抬望青山隐隐，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处处流溢了他发乎性情的艺术灵感，传递着冲淡平和的文化格调。
有论者以“清”、“雅”、“灵”、“秀”四字概括张锡庚书法创作，认定其书作风格趋于“江南和风细雨的雅秀一路”。但有坐实江南风情、本自“明心见性”、归于得法自然的一路典雅、高雅、清雅和淡雅，体现在他笔底下的书卷气，就不仅仅是一种风雅艺术的个性呈现，更是一种见出风骨气韵的审美境界了。
进一步想开去。历史上的常熟，以虞山起名和标识的琴派、诗派、画派、印派以及藏书派等文化艺术创造，竞相纷呈，气贯纵横，开拓创新中自成流派，独领时代风骚，构成了一幅代相传续的人文图像。耐人寻味处，常熟历来是中国书学重镇，无愧为“中国书法之乡”。由唐代开创中国书法狂草艺术先河、又同时开启常熟书学之风的张旭起，中继缪贞、蒋廷锡、林皋、杨沂孙、翁同龢等元明清众多书家的涌现，兼有《书法明辨》（缪贞）、《钝吟书要》（冯班）、《论书近言》（翁振翼）等一批书学著作的诞生，如绵绵瓜瓞，声名远播。如今，以张锡庚为中坚的常熟书家梯队，凭借内敛、清秀与典雅的书风，以薪火传承的努力，寻找自我定位，把握传统精义，融入时代气息，师古法，出新意，无疑把常熟书风推到了一个颇著新色的历史阶段，为区域文化谱写了一曲气韵生动的华彩乐章。
可以这么定格，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虞山书派已然应运而生，集聚而成。
记忆里，张锡庚多次打趣地说自己是个可塑性极强的人。可塑，意在不凝滞，不固执，善于接纳，长于汲摄，归根到底是一个“变”字。对于书家而言，如此的可塑性最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张力了。生息渐进，始得其变，变得通，通则灵，灵则神。但没有平时的累积、生命的体悟，又不可骤变，不可刻意求变。一直以来，张锡庚不仅如是自勉，亦如是践行。
而今苦难再生，岂不是成就他艺术人生随机应变的时候呢？看似“束手”之笔，却与一颗“脱胎换骨”之心共振呼应。即如前述书坛大家林散之先生，72岁那年因浴池洗澡不慎被开水严重烫伤，治愈后右手五指粘并，手残后因自号“半残老人”，自吟“情犹不死手中笔，三指悬钩尚有求”之句，以拇指、食指和中指执笔，书风一变为苍辣、厚朴，书艺更显新境界。朋友们发现，张锡庚“以往较少做大字，较少做隶书”，现在，笔下原来的雅逸变成了简浑，更见朴拙恣肆，以我现场的观摩直觉，别有一股“通透”的立体感。可以相信，顺着原有雅秀的风格，此后的作品，其音更清，其意更宽，其神更髓，当有雅逸和浑厚圆融一体的书艺飞跃。
年前，笔者再度拜望锡庚先生，搬了新家的他有了一处绿荫环绕、小桥流水的幽静庭院。言谈间，先生神情坦然，风仪可感，兴致之余绑笔泼墨，乐此不疲。试想，遭此巨大的人生苦痛，之于自然生命体来说无疑是一种“身”的无情摧残，但于艺术生命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次“心”的凤凰涅槃？！虽是残忍不可言，却又蕴含着深刻而悲壮的人生艺境。本文之所以标以“前世今生”的启题，要在揭示先生中道不测，劫后又挥毫，那是直逼了何等“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转型？！
犹忆十年前，我以拙编《宗仰上人集》一册送呈，荷蒙先生以书中一段偈语赐墨题赠：“提起精神行得，脚跟把定立得。源头寻得坐得，放下万缘卧得。如是，来得去得，饿得冻得，万物静观皆自得。”心无挂碍，法自无边，南无阿弥陀佛……
（作者工作单位：常熟理工学院）
